【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曾官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1769年），入直上书房，后官少詹事、广东学政等。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钱氏治学广博精湛，长于校勘考订，为清乾嘉时期著名考据学家之一。著述宏富，主要有《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潜研堂金石跋尾》、《恒言录》、《诗集》、《竹汀日记钞》等，曾参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并议订书例。钱氏还先后为数十部志书题跋，于方志理论研究颇有建树，并纂有乾隆《鄞县志》和嘉庆《长兴县志》。乾隆《鄞县志》30卷首1卷，卷首有图14幅，设沿革、城池、山川、水利、学校、公署、田赋、兵制、海防、坛庙、职官、选举、名宦、人物、孝义、艺术、寓贤、列女、仙释、艺文、金石、古迹、冢墓、寺观、杂职、物产、土风、辨证等门。该志仿咸淳《临安志》例，于条之下注出处书名；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用公文案牍一一注明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古人事迹据正史，而稍汰采家传之事无实据者；凡诗文有关掌故者，类附各门，仿景定《建康志》和咸淳《临安志》例；“辨证”主要对旧志进行考辨；金石为钱氏所长，对宋元以前断碑只字，全部著录，明以后碑刻，择要著录。此志当时称誉颇佳，为清代方志佳构。然此志在考证上仍有缺憾，同治《鄞县志》对钱志进行了补、辨、正等工作。嘉庆《长兴县志》20卷首1卷，钱氏与其弟钱大昭合纂。该志设29门，附类8门。其中疆域、风俗、物产3门，例严事详；风俗特重养蚕俗礼；立杂识门，兼及考证；又立辨证门。大变旧志体例，门类精详，体例内容颇称完备。后沈登瀛作《长兴县志条辨》1卷，对该志有所订正。钱氏在方志理论上卓有建树，其方志义例散见于《鄞县志局与诸同事书》、《长兴县志》凡例、《续通志列传》总序及宋、元、明方志题跋等文中，俱见于《潜研堂文集》。钱氏方志思想主要论点是：志书人物应以时代为次，不必分类，以“既遵古式，又息争端”。对于地方志与国史之别，他认为，“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新安志》跋）。他主张修志宜占有充足资料，还要通晓前代官制（《剡录》跋），辨别古今地名异同（《齐乘》跋）。纂修列传，除正史之外，必取材群书，详加折衷，于可征信者入正文，以求“信今传后”；两存者分注，舛讹者驳正，仿《通鉴考异》列本条下（《续通志列传》总序）。钱氏认为志书重要材料不可缺，“缺略之患，甚于繁芜……繁者可省，缺者不能补也”（《三山志》跋）。这些观点贯穿于《鄞县志》中。他提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亲”（《会稽志》跋），主张修志应秉笔直书。张心镜在其乾隆《蒲城县志》序中称，钱氏“言方志之难，难于史志，盖史志务在简核，方志务在详核，一事不举，将有挂漏之弊，又言之者无过，而闻之者足以考验得失”。钱氏《剡录》跋一文主张，志书应着重写本籍人，不当录外籍者，“录述先贤传而不及宋代人物，其所录王谢诸公游迹，虽尝至剡，亦非剡产，金庭丹水间人物，可传者盖寥寥矣”。他还批评《剡录》主纂高似孙不通前代官制，以致史实多有舛误。 

　　（摘自《中国方志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