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清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又任实录馆纂修、贵州学政，曾参修《高宗实录》。嘉庆时，因上书批评朝政，遣戍伊犁。后遇赦回籍，自号更生居士，主讲本邑泽川书院。洪氏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方志之学，主要著作有《比雅》、《春秋左传诂》、（三国、东晋、十六国）《疆域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洪北江全集》及《卷施阁诗文集》、《更生斋文集》等，曾整理乾隆间编修的府、厅、州、县志多种，纂有陕西《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河南《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怀庆府志》，安徽《泾县志》、《宁国县志》等，并撰写多篇方志序、跋，介绍其方志学思想。乾隆《淳化县志》30卷，分记、簿、志、略四个门类。该志记事止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征引经史，信而有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乾隆《长武县志》12卷，以表的形式记述，简明易读。乾隆《澄城县志》20卷，设18个门类，于沿革、建置、山川、名胜等逐条进行考据，“城郭、镇堡、寺庙、廨宇，又均采十七史地志及诸地理书，皆缺者始以旧志参州志、通志补之。而传闻之未信，方册之难凭者，咸无取焉，以信今传后，非徒为异云尔”（洪亮吉：乾隆《澄城县志》序）。乾隆《重修固始县志》26卷首1卷，仿康海《武功志》，对于“古县今县、新城故城，征引务期详赡”，山水二卷亦较旧志加详。乾隆《登封县志》32卷，分10记，包括皇德记、舆图记、土地记、山川记、大事记、道里记、风土记、坛庙记、伽蓝记、冢墓记；2表，包括职官表、选举表；2簿，包括户口簿、会计簿；4志，包括学校志、衙署志、名胜志、物产志；6传，包括循吏传、先贤传、烈士传、烈女传、逸人传、高僧传；4录，包括丽藻录、金石录、杂录、序录。洪氏自序云，其中“土地记”考据尤为精详。瞿宣颖对此提出批评，并指出其疏陋之处（《方志考稿（甲集）》第四编）。乾隆《府厅州县图志》50卷，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成书。该志首列京师顺天府、兴京、盛京奉天府，次为19布政使司所辖，次牧厂、新疆、外藩，次朝贡诸国，并附21图，记各地疆域、山川、河渠、场所、道路等，内容核备，体例简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称该志“体例有《元和志》之谨严，而无其丛杂……考皇朝舆地之书，博之则《大一统志》，约之则是编也”。乾隆《新修怀庆府志》32卷首1卷图经1卷，摒弃一般志书“祥异志”，改称“物异”，列入“杂记”，所收内容多为自然灾害，皆详实可信。嘉庆《泾县志》30卷首1卷，洪氏修志多种，此志最为称善。洪氏于方志理论颇有建树。他在嘉庆《泾县志》序中提出如下论点：其一，“一方之志，茍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认为“茍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其二，“凡一方志乘，有唐宋以来舆地图经可依据者，类皆登载而叙事核”，认为以图经为依据，才能称为善本；其三，“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于是，庶乎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矣”。反映了他重载籍、重考证、因袭旧志体例的观点。洪氏主张志书即地理书，当多载地理，少及人文。 

　　（摘自《中国方志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