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日益多元、研究方法持续更新，以及以档案为核心的新史料不断涌现，中共抗战史研究在细节的深入挖掘和全球视角的扩展方面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推动和创新中共抗战史研究，依然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全球史观或可成为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

　　关于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中共党史，毛泽东主张用“古今中外法”加以研究。“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习近平对全球史观的论述尤其深刻：“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习近平强调，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等重大问题。

　　全球史观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维度和历史编纂的新方法，而且促使学术研究更加注重本土与全球的互动关系。这一学术取向在中共抗战史研究领域已有多方面体现：一是史料来源越来越国际化与多元化；二是在研究具体史事时，能够与国外相关史事相联系；三是充分借鉴国际学界特别是史学研究的新趋势，积极拓展研究领域。本文拟通过考察近十年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四份代表性刊物（以下简称“四份刊物”）上的带有全球史观色彩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论文，分析如何进一步使中共抗战史研究具有世界史的视野和价值。

　　一、全球史观下中共抗战史研究的新进展

　　四份刊物均认识到全球史观的重要性，发表多篇探讨相关理论或史事的学术论文，以期进一步整合与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

　　在理论探讨方面，《运用“跨国史”概念研究抗日战争》一文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跨国史研究的紧迫性：“所谓历史，本来是整个世界或全体人类的记录。然而，以特定国家为核心的历史仍在被不断书写出来。此无他，不过是曾经任何事都以国家为核心的时代的残影而已……面对现在的世界，依然只谈论以国家为核心的历史，不仅会再次拉大国家间的知识差距，而且也是对国家这一集合体以外的众多要素的轻视甚至无视。”作为一篇带有随笔色彩的笔谈，该文不以思想深度和方法指导见长，但它明确提出了以全球化视角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目标。

　　《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阐述了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共革命史的重要性，而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抗战史自然也具有突出的全局性特征。文章指出，传统革命史观对于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外革命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这不仅限制了对中共革命的深入理解，也难以彰显中共革命的特色。文章强调：“不能将中共革命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还要将其作为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中共革命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其意义不能完全限于中国历史，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个典范。”文章倡导采用全球史视角阐释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全球意义，同时指出：“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所要求的知识结构较高，研究难度是很大的。”这是针对整个革命史研究的提示，也是运用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胜利等纪念节点有力推动了中共抗战史研究，尤其是方法论层面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全球史观受到广泛重视。2015年，《历史研究》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专稿、笔谈等栏目。编辑部在相关“编者按”中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笔谈中，有文章直接采用《全球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标题，以此凸显全球史观对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性。

　　2023年，《近代史研究》刊发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笔谈“编者按”指出，“近代史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各国建立了空前紧密的关系”。在这组笔谈中，《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多维审视》一文指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胸怀中国、放眼世界、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和省思、再由中国人自己的奋斗而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可见，将全球史观更广泛地融入中共抗战史研究，具有坚实的逻辑基础。

　　以建党百年为契机，《抗日战争研究》刊发“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笔谈，并从2022年起增设“中国共产党与抗战”专栏。该刊发表的《从西方人士的观察看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游击战》虽然篇幅不长，但研究视角有新意，聚焦西方人士对中共军队的认识、对敌后游击战战术及其作用的评论，认为西方人士对中共敌后游击战的观察和记述，向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共抗战，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共党史研究》刊发的具有全球史观风格的中共抗战史论文，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利用海外文献，把中共抗战史与美、苏、日等国际因素紧密联系，显著拓展了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视野。二是融入与主题相关的世界史知识，特别是对先进军事制度细节的评述，以此说明中共军事建设的成就。即便很多领域暂时无法与欧美强国的军队媲美，但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将国、共、美、苏等国内国际重要因素融合在一篇文章中，从而展现历史的多维面相。四是探究美、苏、日等国在战时对中共的观察与评估，以及基于这些评估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国际因素对中共抗战的影响。五是解析中共对世界大战最新动态的应对及其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互动。在国际共运史的语境下，研究者除继续深入探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战的关系，还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发展关系的理念与实践。此外，“国外中共党史资料”专栏介绍了若干藏于美、英、俄、日等国的与中共抗战有关的档案文献。这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了解海外一手资料的渠道，弥补了跨国档案利用方面的信息鸿沟，促进了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全球化”。

　　四份刊物近十年刊发的具有全球史观的理论与史事研究文章，既展示了中共抗战史新的知识图景，更从方法论上起到了增强中共抗战史研究“世界史维度”的先导作用。

　　二、中共抗战史研究为何需要全球史观

　　长期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主要侧重中方史料与中国视角，与外国史料进行交叉验证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略决策及其对中国和周边战场影响的深入探讨尤为不足。此外，面对战时军事技术的交流、民族独立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演变、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激荡、国家疆域的变动与形塑，以及疾病医疗、社会保障、人口流动等诸多重要问题，只有具备全球史观，才能深刻地论述与解读。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更能把战时与战后、传统与现代、战争与和平、局部执政与全国执政、“跨越1945”与“跨越1949”等重大问题衔接起来，从而丰富中共百余年历史的面相，深化对百年党史的探究。

　　抗日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中共抗战史研究不仅要有鲜明的民族立场，更要有宽广的全球视野。在抗战中，中国获得了盟国的宝贵援助，与相关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单纯地“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不充分的，许多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若不结合国际背景进行分析，就无法得到准确理解。世界各地尘封的有关中共抗战的史料数量巨大，“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应当成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基因”的内在要求。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共自成立起，就是一个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省思，领导人民改变民族命运的政党。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对外宣传中，有关国际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统一战线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对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视和运用，建基于国际环境变化，体现了内外政策出发点的一致性。以获取海外文献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国际统一战线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解读中共抗战史，也有助于塑造中共作为抗战中坚力量的世界形象。

　　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拓展和创新国际共运史、华人华侨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客观要求。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高度评价中共抗战，称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并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与此同时，中共始终支持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重视总结自身政治军事经验，与其他国家开展交流互鉴。194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他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1945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争取朝鲜、菲律宾、印度、安南、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其他南洋地方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这说明中共始终把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界人士的交往，深刻体现了中国抗战所具有的民族解放战争、反帝国主义战争等多重性质。关于中共抗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各方之间的互动，依然有相当多的重要问题有待国内外学界研究。对周边多国而言，国际共运史、华人华侨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往往交织在一起。四份刊物就以上问题刊发的论文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必要推进抗战时期中共与周边国家交往的研究。

　　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史学研究的学理要求。传统史学流派特别强调历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指出：“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封闭的。正是有那种依赖于该民族的特性的外部交往才使一民族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各学科间整体化、综合化趋势不断加强，学界更重视运用全局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观察社会。如果说在以前，历史学家还能专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不去考察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那么现代历史进程已经冲破了这种地域界限和学科界限。早在1936年，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就指出，“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这种历史观逐渐被更多的历史学家接受。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崭新起点”，“从世界全局考察历史已经明显成为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了”。从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史观的盛行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学界一种普遍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只有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本国历史及其发展大势。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的研究，如果没有全球史观，就难以准确还原、深入解读那些与世界历史紧密联系着的重大问题。

　　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研究框架的必然要求。社会在发展，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也在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相互激荡，意味着人文学术面临新的现实挑战和发展机遇。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少学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四份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是中国学界对构建新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所作的有益尝试。通过多元的全球视角审视中共抗战史，可以将区域抗战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也是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区域史研究“碎片化”质疑的理性回应。全球史观并不否定微观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相反，只有具备宏观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才能发掘出中共抗战史的历史借鉴意义，增强其现实说服力；而那些空洞的宏大叙事和缺乏宏观视野的琐碎研究，则会使中共抗战史研究成为无源之水、偏离主流方向。

　　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进一步发挥抗战史研究社会功能的现实要求。抗战史记录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历程，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历史资源和精神动力。中共抗战史还是一部团结一切海内外力量的历史，对于社会管理、国际交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研究和宣传，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在技术交流、疾病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强国际友好合作。通过拓宽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全球视野，可以汲取中外智慧、启迪人类未来，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如何深化全球史观下的中共抗战史研究

　　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广泛、深入、全面地搜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史料，是以全球史观审视、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应继续推进具有全球史观特色的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建设，并以此为基础，丰富互联网数据库，方便学者使用。例如，“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具备一定的全球史观特色，为突破单方面依靠中方史料的局限、推动国际视野下多国史料互证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转向，创造了有利条件。美、苏、英、法、德、意、日等国家的馆藏史料虽多，却往往只是与中共抗战史间接相关，具体到某个研究主题，更是难免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因此需要继续搜集史料、建立平台、便利检索。外国文献为中共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他者”视角。研究者应努力超越仅依赖中国史料的局限，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向国际视野下的多国史料互证转变。在可能的条件下，甚至不仅要搜集常见的海外史料，还可以挖掘稀有、民间史料，例如试着从各国的公私档案馆、图书馆搜集与中共抗战有关的日记、书信、照片、视频。只有以事实为依据，确保建立在广泛、可信的史料基础上，才能产出具有显著全球史观特色的高质量中共抗战史研究成果。

　　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要求国内的中共抗战史学者围绕战局变动、军事交流、技术转移、国际思潮、生态环境、疾病医护、民族国家、社会保障等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主题，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努力提升中国学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争取促成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编纂大型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著作。这种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既是全球史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史料全球化背景下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中共抗战的评价逐渐趋向客观和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议题，更是让外国史学研究者全面理解、公正评价中国抗战、中共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地位的客观需要。

　　此外，据报道，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已成为国家、高校及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并凭借特有的组织模式和协作机制，在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有不少具有全球史观特征的中共抗战史研究选题。这种以重大项目为核心驱动力、组织团队集体攻关的形式，可以扩大全球史观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中的影响力。

　　笔者认为，研究内容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映射出世界史关怀，这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基本要求和显著标志。中共抗战史研究无疑要以中国为中心，全球史观并非意在“去中国化”，而是要在全球的视野中理解中共，尽可能展现中外互动的重要性。应该努力超越“阐明”中共抗战历史事实的层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阐释”中共抗战。“世界”不只是叙述历史的背景，更是贯穿中共抗战始终的关键因素，是中共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历史场景和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为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这场战争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了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抗战史理应以多元和全球化的视角来展现。围绕战时与战后、传统与现代、抗战与复兴、“跨越1945”与“跨越1949”等诸多重大问题，虽然已有若干成果，但还不够深入。以本就属于跨国史研究议题的国际难民、难侨的救济和返乡为例，针对优抚安置及社会保障这一贯穿战前、战时与战后，连接国家政策与社会实践，涉及经济补偿、荣誉赋予、身份重塑与社会融入等多维度的综合性议题，研究成果虽不少见，但深度和力度仍显不足。

　　尽管学界普遍认同应以宽广的世界视角，将中共抗战史置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理解，但在实际操作中，将全球史观与中共抗战史研究广泛结合起来颇具挑战性，往往难以彻底执行。现有的中共抗战史研究依旧多是单向度的、国内史的叙述。这并不妨碍其学术水准与思想深度，但至少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互联互通互动等特定议题上，采用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极有裨益。例如，疾病传播、疆域扩张、军事交流、技术转移、思想文化传播、生态环境变迁、民族国家观念演变、社会保障发展等，都是传统中共党史研究相对忽略或不够深入的问题。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中共抗战史研究在审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时，除了单向的考察、细致的分析、纵向的研究外，还应关注中苏、中美、中英、中日等国际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融入更多的世界史知识。研究中共抗战史时，不妨不断向自己发问：面对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亚非拉被侵略被殖民国家是怎样应对的？结果如何？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抗战、中共抗战的优势与不足在哪里？这种追问特别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与投降的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以弱国之躯，抗击了绝大多数日本侵略军，这一丰功伟绩只有在世界史视野下才能得到充分凸显。相反，如果中共抗战史研究局限于国家史和国共关系史，就会降低中共抗战的政党品格和世界意义，拉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需要明确的是，引入全球史观，旨在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增强问题意识，而不是取代其他研究方法。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中，根本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也不意味着必须处处联系世界史。有时，只需具备世界史的意识和知识，添上寥寥数语作为点睛之笔，就能提升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眼界和格局。比如，考察持久战战略方针时，注意其与德国军事理论的渊源；探究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时，兼顾苏联、共产国际、美国和日本等国际因素；考察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名称衍变和内容、方式时，注意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法国、西班牙等国经验的参考借鉴；分析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等理论的生成演变时，注意毛泽东对苏、美、英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等等。如此可使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彰显全球史观下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

　　〔作者李翔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