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对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论语》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今天回顾这一历程，对科学看待本国传统文化、做到“两个结合”、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中契合马克思主义、有益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肯定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关于学习、实践、求真、辩证等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助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观念进行肯定和发展。比如，借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关于勤奋学习而不厌烦、教诲别人永不倦怠的叙述。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比如，借鉴“每事问”“不耻下问”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1930年5月，针对“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1949年3月，他强调：“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比如，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崇。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引用这则典故，强调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并举“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的例子形象地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比如，认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蕴含的科学取舍方法。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不利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否定和批判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缺乏斗争精神、鄙视劳动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冲突、对现实革命和建设有阻碍的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比如，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回顾历史，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的错误。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比如，对孔子鄙视劳动的态度进行否定和批判。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毛泽东同志对儒家轻视劳动的态度颇为不满，强调：“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差距但可为我所用的内容进行分辨和化用

　　对《论语》中的正名、中庸、知仁勇等历史影响很大，但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差距的内容，毛泽东同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对其进行了分辨和化用。关于“正名”，毛泽东同志指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关于“过犹不及”“中庸”，毛泽东同志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关于“知仁勇”，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知仁勇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补充，把认识论与道德论联系起来，很有启发意义。

现实启示

　　一是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思想中积极的养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旗帜鲜明反对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二是要坚定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警惕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死灰复燃。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而复兴传统文化中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糟粕的倾向。这种逐渐抬头的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和价值观念，值得警惕。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文化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更无法引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因此，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而应坚定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警惕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死灰复燃。

　　三是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学习、研究、应用中，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