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精神影响下或精神范式中。社会共同拥有的精神准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世界，构成一个社会的精神范式。如果精神范式缺失，社会生活将陷于失态甚至无序。因而，人要有精神寄托，社会要有精神支柱。一个社会的精神标志，就是那些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宣示出来，由每个社会成员所认可、遵循和弘扬的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寄托。它既体现在大的社会行动中，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得到折射；它是普适性极强、在社会中趋于一致的价值观的凝结，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困难，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为了塑造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人，整个国家和社会都生活在一种自觉张扬精神的社会氛围中。这种社会氛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从而给那个时代烙下了不能磨灭的精神标志。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呈现了这种精神追求。其中，以大庆油田开发为代表的伟大精神，即“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报告，该批示揭开了大庆油田开发亦即中国工人展示时代精神的序幕。大庆石油会战汇集了从石油、地质系统以及农垦、机械、冶金、电力、建工、铁道、林业、商业等部门动员的劳动大军。在很短时间内，来自全国各石油管理局和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几十支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上万名石油工人和7万多吨钻探设备，包括3万多名退伍军人，汇集到白雪皑皑的松嫩平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开发大会战。

　　大庆油田的开发，完全可以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建成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这其间，石油工人打井1178口，钻探深度和进尺数量都打破了世界纪录。1963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7.3%。据当时新华社报道：1963年全国原油、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等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计划；中国自己设计和新建成的大型炼油厂，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年……这些成就预示着“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1963年11月17日，周恩来同志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这也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的精神载体。

　　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大庆油田的开发，为中国人战胜经济困难、奋发图强建设祖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在油田开发最艰苦的时期，公而忘私，奋勇拼搏，表现了那个年代中国工人的时代风貌。“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拿下大油田”的牺牲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奋斗决心，至今仍感动和教育着国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黑夜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表现了中国工人强烈的使命感：在国家遇到严重困难之际，中国工人是挑起振兴民族的重要力量。由这种使命感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大庆工人的这种信念和由此焕发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力量，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这也是新中国工业史、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是靠着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代表的振兴民族坚定信念和由此焕发的精神力量，新中国不仅战胜了经济困难，还取得了骄人的建设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有两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一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五”时期，二是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第二个阶段，中国不仅走出了“大跃进”造成的经济低谷，还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1965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到2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1956年增长60.3%和34.8%。与1957年相比，1965年我国主要工业品，钢增长1.29倍，原煤增长77.1%，发电量增长2.5倍，原油增长6.75倍，天然气增长14.71倍，水泥增长1.38倍。在工业建设方面，与1957年相比，1965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1.76倍。到1965年，中国已初步建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与世界同期相比，1965年中国钢产量1223万吨，约居世界第七位；原煤产量2.32亿吨，居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1131万吨，居世界第十五位；发电量676亿千瓦，居世界八位。综合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状况，1965年中国重工业总水平大致位列世界第八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即独立、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主要是在“一五”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前期实现的。

　　如果说“一五”时期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新中国对社会经济全面变革所激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话，那么在国内出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国际环境又极端恶劣的20世纪60年代初，上述经济建设成就的实现则主要靠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为标志的时代精神的支撑。同样依托这种时代精神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之后，整个社会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社会稳定，经济活跃，社会风尚良好；民众思想纯洁、充满理想，官员廉明公正、克己奉公；人们普遍以奉献为崇高。同时，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如磐石。尽管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复杂，但国家运行基本稳定。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没有时代精神，没有理想追求，即使有再丰富的物质存在，也无法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在那个时代，人们都自觉张扬着这样一种为国家和民族可以奉献一切的精神，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意义所在。这句话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同志这段话的用意是鼓舞士气，激发人民的精神力量。在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更多地需要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所采取的模式，是跨越式的发展；而跨越的关键，就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力量，所以时代精神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