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文科建设是国家立足时代发展需求对文科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从跨学科视野对文科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在新时代背景下，艺术学科面临由新技术和产业变革引发的纷繁事象和复杂问题，亟待以新文科理念为引领进行深刻反思。本文从新文科视域出发，在厘清艺术学科理论发展现状及质 疑的同时，对艺术学科框架理论予以认知辨析；着重分析艺术院校学科专业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学科发展的策略建议，更进一步提出艺术人才应当拥有开阔的“大艺术”视野、融通的“跨学科”知识以及全面的“综合 ”素养，以此激发创新实践能力，使其成长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实用型、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艺术学科；理论认知；学科发展；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张兰芳，艺术学博士。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史专委会理事，艺术理论专委会理事。

　　引 言

　　新文科建设立足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和时代需要，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2018年5月24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2018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提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倡议；2019年4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更加 明确地提出全面推进“四新”学科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2020年11月，教育部凝聚国内相关高校和专家共识，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正式拉开了新文科建设的帷幕。“新文科”概念，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很明显，“新文科”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技术应用和学科交叉。国内学者对新文科做了如下界定：“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1] 可见，新文科之“新”，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否定，而是立足于新时代发展背景，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对文科建设的深刻反思，对文科的学科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一次重新定位。新文科不仅是学科概念、学术形式之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技术而提出的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战略。

　　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学，同样面临时代发展变革所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由此关联的“跨学科”交叉理论研究，已成为艺术学科框架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从新文科视域出发，在厘清艺术学科理论发展现状及质疑的同时，对艺术学科框架理论予以认知辨析，并着重对艺术院校如何在新文科理念引领下推进学科发展提出建议策略，更进一步结合新技术、新产业变革下的艺术新业态、新格局，对新时代高校艺术人才培养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展开分析，旨在为推进艺术学科建设、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及提升人才质量提出一点个人见解与看法。

　　一、新文科视域下艺术学科框架理论认知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科技发展促进各项事业步入信息化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社会变革中的实践创新为基点进行理论研究，必将推动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反观文科教育，尤其是艺术学科，依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如追随西方艺术理论，从理论话语、研究方法及文献来源皆为西方范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理论及原生态艺术等资源精粹挖掘阐释不够系统深入；在培养学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彰显中国文化独特魅力、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提升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当前各门类艺术之间泾渭分明，专业分工过细，对具有跨门类、跨学科性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认知还存在诸多误解和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教育部倡议，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探索高等教育强国新模式。这对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培养适应时代需求、国家需求、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学，在新文科背景下应当如何定位，下属五个一级学科内在关联如何处理，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因学科边界模糊、不确定而饱受争议，但其跨门类、跨学科的特点，却与新文科建设的理念相一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因而，从新文科视域理性认知这一学科的学科定位、对象视域及理论架构，尤为重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置于文学门类的“艺术学”（二级学科），到2011年新增艺术学门类中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相较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四个门类艺术学科，艺术学理论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原因在于西方高校教育体制中没有与其对等的学科设置。就学科性质及来源来看，该学科侧重于“艺术一般”研究，与德语世界的术语“一般艺术学”接近，既不同于门类艺术学，也不同于美学。被誉为“艺术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康拉德·费德勒最早主张将艺术学与美学区分开来，认为艺术并不只是与美有关，美无法涵盖艺术的所有问题，“美学必须从艺术思考的领域被排除掉，因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3]。费德勒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美学与艺术哲学所探讨的根本问题完全不同，强调了艺术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自律性。其后，德国学者马克斯·德索和埃米尔·乌提兹做出积极响应。德索明确提出“一般艺术学”概念，代表性专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把艺术学与美学视为并列的一门学问，认为“一般艺术学要把丰富多样的一般艺术现象全都涵盖进来，并把根据各种方法对各种艺术领域的研究也包容进来，而不能局限于某一种方法或一种体系”[4]。在著作问世的同年，他创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1913 年还在柏林召开了主题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乌提兹则对一般艺术学研究视域做了进一步深化，其代表作《一般艺术学基础原理》（第1卷 1914，第2卷 1921）认为，一般艺术学包括由艺术在一般事实中产生的所有问题领域，但“绝不能把一般艺术学只是看作一盆大杂烩，一个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结果的总和，而是更多地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研究领域，一个其所有问题都只能以艺术学问题的方式解决的领域，一个有连续性的研究体系”[5]。以上几位学者积极倡导一般艺术学，强调这门学科在研究对象视野上的开阔性，包括各种艺术现象和问题，并且采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阐释，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对于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德国学者已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具有跨门类、跨学科性质的学科。然而，德国的大学并未从学科建制上落实“一般艺术学”。

　　“艺术学”作为舶来品，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由日本引介至我国。黑田鹏信的 《艺术学纲要》（1922 年，俞寄凡译）被学界视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立的标志，至今已有百年历史。黑田氏的另一部著述《艺术概论》（1925年，丰子恺译）在20 世纪上半叶影响很大，至1948年已印刷至第9版。该书“译者序言”中指出：“此稿原为立达学园西洋画科一年生译述，予因其书论艺术全般，以简明为旨，适于通俗人观览；又念中国似未有此类书籍出版，遂以讲义稿付印。”[6]很明显，该书探讨“艺术全般”问题，是从一般艺术学视角出发的，对中国高校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冠以“艺术概论”之名的理论教材，仍然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经济繁荣、技术变革及人的需求欲望，艺术事象日益纷繁，艺术学所关涉的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关于门类艺术学与一般艺术学的纷争，直到2011年艺术学升门之后依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着眼于“艺术一般”问题，关注由艺术的一般事实所引发的各种问题领域，逐步发展为一个延展性、开放性很强的知识体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拓展，导致学科边界愈加模糊、不确定，引发了学术界的各种争议，或质疑否定，或支持肯定，促进艺术学人不断思考艺术学理论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存在意义，探讨这门学科的学科边界、研究视域及理论架构。从近年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组织召开的会议主题，如“艺术学理论的新视野与新方法”（2014）、“中国艺术学的传统资源与当代构建”（2015）、“跨界视野中的艺术理论（2016）、“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2017）、“百年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性建构”（2019）、“媒介视域下的艺术变迁” （2020）、“多元融通视域下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2021）以及“新文科背景下艺术理论的研究路径”（2022），可以看出，艺术学理论学科是一个视野开阔、充满活力的学科，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凝聚学界力量，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视角出发，探讨艺术学前沿话题，与当前新文科倡导的思想理念不谋而合。

　　在艺术学升门后的十年中，艺术学理论取得长足发展。夏燕靖教授认为，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等方面，该学科出现三个基本转变：“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畴，构建起研究领域的 ‘新范式’；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重大推进，以史论评为主干，跨学科为拓展，各层次理论明确定位，整体推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三是确立了艺术学理论在整个艺术学学科领域的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宏大理论的建构方面，强化了理论意识形态导向，与文艺学、美学以及文化史学等构成了互为支撑的大文科理论基础。”[7]如今，新文科战略的推行，必将促进艺术学科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无论艺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领域，不能再局限于单一学科之内孤芳自赏，而应打通学科壁垒，聚焦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开展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

　　在新文科视域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应秉持“守正—创新”原则，在加强基础理论建设的基础上，重视交叉理论、应用理论的拓展，并对新技术影响下的艺术相关领域予以理论观照。基础理论是指面向艺术整体，探讨不同艺术的共性特征、发展规律及批评接受等相关问题的基础性、一般性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成立必须拥有的理论基础。冠以“艺术概论”名称的教材长期担任这个角色，并不断修订完善，试图通过概论式书写架构艺术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然而伴随着时代变迁，艺术事象愈加纷繁，尤其是新技术运用，艺术的创作、展示、传播及批评等早已突破原有模式，与外界环境、材料、技术、平台等发生交融，促使艺术理论研究的视域不断深化拓展，形成了“大艺术观”下的“史、论、评”基础理论体系。有必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史、论、评”并非仅面对单一门类艺术，而是特别强调融通，是从宏观层面探讨由艺术的一般事实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如艺术本质、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风格、艺术史等，既包括门类艺术之间的互通，也包括艺术与政治、 经济、道德、宗教、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交融。

　　交叉理论是探讨艺术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所形成的新兴论域（或学科），如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法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伦理学等。交叉理论是学科走向深化与拓展的产物，赋予一般艺术学以新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路径。在新文科背景下，交叉理论的跨学科优势获得进一步凸显，很多艺术事象或问题，无法凭借单一学科获得解析，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理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从多角度进行阐释。如艺术教育学，围绕不同学龄阶段人群的艺术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研究，其中艺术涉及的种类包括音乐、美术、舞蹈、书法、影视、戏剧等，教育对象涉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中老年等不同学龄阶段人群。任何一种艺术在不同阶段的教育活动及表征都有其特殊性，研究视角或宏观或微观，都需要研究者熟悉并掌握艺术学相关技能和知识，通晓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并有参与教育实践的工作经历、经验、方法及能力，才能从事艺术教育学研究。其他交叉理论亦是如此。交叉理论研究是由社会实践需求决定的，艺术学与其他学科不断交叉、跨越、 融合，不断拓展学科边界，使艺术学理论成为五个一级学科中最受关注的学科。

　　应用理论则是围绕艺术实践相关活动（如创作、策展、观演、运营、策划、营销、传播、管理、保护等）所进行的经验概括或理论阐释，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当下性、实操性和可行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面向公众举办的各种艺术展览、展演活动，我们不仅需要倾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还需要对艺术展示活动中的诸多细节进行有目的、有创意、有秩序的管理，由此催生出演艺公司、剧院管理、美术馆、艺术品经营、文化创意产业等新行业、新业态，这些围绕艺术的策划、研发、运营、投资、营销等管理实践活动，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艺术管理（学）或文化产业管理（学）新专业、新学科。无独有偶，近年来非遗保护问题也备受关注。自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非遗保护的政策、意见及法规，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及传播工作。从国家发布的五批非遗保护名录可以发现，大部分非遗项目与艺术相关，如各地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美术、杂技等。非遗保护不仅是物态遗存，更重要的是活态传承，关于“非遗保护”的价值意义、生存现状、传承主体、保护主体、保护方法以及开发创新等一系列问题研究，也都属于应用理论研究范畴。

　　此外，我们还应特别关注数字技术介入文化艺术产业所形成的新业态、新景观、新学科——数艺产业（学）。新技术变革迅猛，从互联网到移动客户端，从4G到5G技术，“互联网在全方位、多层次改变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也日益扩充和重构人类文化艺术版图”[8]。原来存在于实体空间的各种艺术正在被网络虚拟艺术取代，音乐、舞蹈、戏曲、书法、绘画、影视、设计等门类艺术与科技的交融越来越密切，艺术被互联网强力吸附改造，涌现出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形态。凭借技术的支持，古今艺术的传承、展示、创新、传播，获得了强大生命力，随处可以看到技术与艺术交融的产物，如文物古玩数字藏品、虚拟博物馆、城市创意灯光秀、春晚舞台特效、奥运会开幕式数字艺术、科幻电影等，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全新的美感体验。受人类心智和审美的驱动，技术不断革新，带领人类进入数字时代，逐步完成“数字化—数智化—数艺化”的三级跳，构建出“元宇宙”这个新概念。如果说数字化、数智化追求的是“正确型”数字化，那数艺化就达到了“优异型”数字化，“带着数字化刺激下的多巴胺想象，数艺化成为数字化向纵深推进的魅力所在，也终将成为照进元宇宙的一缕光芒”[9]。数艺化是数字化与艺术化的融合，两者融合又联手与文化产业融合，构建出“技术—艺术—产业”三足鼎立支持下的“文化元宇宙”，如今文化产业与“数艺”融合，为艺术创造和艺术接受搭建了新的平台，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搭载技术支持，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更新迭代，艺术生产的数字化、信息传播的网络化，尤其是VR/AR技术及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的综合运用，数艺产业还将呈现出更多新业态。由此，“数艺产业（学）”也将成为艺术学科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新文科视域下艺术院校学科发展策略

　　在新文科背景下强调学科融合与创新，是当前艺术学科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行业知识、多元文化、纷繁信息的彼此交互，促使学科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原有的学科边界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跨界融合，由此出现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被不断扩张的现象。这就要求高校艺术教育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适应时代需要的调整，突破传统学科认知，以融合创新的思路来推进新文科建设。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科相关学科门类，存在“文理科界限分明、学科门类分化、专业分工过于细致、课程建设雷同相近、人才培养内涵狭窄等突出问题”[10]。这种问题同样存在于艺术学科领域。无论是综合院校的艺术院系，还是专业艺术院校，不同专业院系之间很少往来，不同学科之间各自为政，专业分工过专、过细的问题相当突出。新文科建设急需对这种自设围墙的固有模式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自我变革。其实，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很多院校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已申请获批了一些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本科专业（如艺术史论、艺术管理等）或“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博）学位点，这种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理论回应，是学科建设的自我推进，也是适应学科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体现。

　　回顾新时期以来艺术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由自发逐渐走向自觉，理论研究由附属于文艺学、美学或局限于单一门类艺术学之内，转向打通学科壁垒，从宏观层面探讨艺术的共性特征、一般规律和原理性问题，体现出学科发展的成长轨迹。艺术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依托于学校教育。东南大学于1994年率先筹建艺术学系，接着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陆续筹建艺术学学科，当时的艺术学是指归属于文学门类，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 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21世纪以来，一些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及艺术类院校也陆续设立了二级学科点，如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共2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当时除东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点外，其他均为硕士学位点。2011年，艺术学学科迎来了发展的重要转折，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将“艺术学”（一级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原二级学科 “艺术学”升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经过十多年发展，该学科布点院校遍及各类文理工高校。截至目前，全国博士学位授权点有23个，其中艺术院校（科研机构）共10所，占比约43%；硕士学位授权点有73个，其中艺术院校（科研机构）共28所，占比38%。由此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艺术院校的布点数量、占比相对较少，那么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方面，开展跨学科研究所必须的多学科资源也就相对较少。另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艺术学理论评估结果显示：位于A+档2所高校均为综合型院校，A档空缺，A-档3所高校中仅有1所艺术院校；位于B+档5所高校中有4所艺术院校，B 档5所高校中有3所艺术院校，B-档5所高校中有2所艺术院校；位于C+档6所高校中有3所艺术院校，C档4所高校中有2所艺术院校，C-档5所高校中有1所艺术院校。对比列入9档评级的35所高校，可以发现，达到上游水平的高校中，艺术院校只有1所；而位于中下游水平的高校中，艺术院校共有16所，这表明艺术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尚需提升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水平。与此关联的理论研究，也亟待突破门类艺术边界，打通多元学科壁垒，促进艺术学科整体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新文科建设的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科专业调整，自2021年2月启动，经过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反复论证、征求意见，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新版《目录》”），此次调整是对施行了十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的一次修订更新。其中第13个门类“艺术学”的调整变化最大，学位设置区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大类别，其中学术型学位将原来的五个一级学科简化为一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表述为：“艺术学（含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专业型学位将原来唯一的艺术硕士学位点，调整为六个专业学位类别，并提升为博士层次。此次大幅度调整，再次引发争议，尤其是对“1301艺术学”的质疑最大。有学者认为新版《目录》中的一级学科“艺术学”将门类艺术史、论、评做了拼盘处理，忽视刚建制十年却充满生机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无疑是一种倒退。从字面表述来看，新版《目录》的确没有标注“艺术学理论” 或“一般艺术学”，但对其解读还应有另外一层含义，即“1301艺术学”是一个包括一般艺术学和特殊艺术学，且以“史、论、评”为学科理论架构的超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目录》调整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新版《目录》“重点对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优化，在原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基础上， 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艺术学理论及相关专 门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另设置了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六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11]。可见2022新版《目录》并不是对2011版《目录》的否定，而是对艺术学（理论类）学科的整合、优化与提升，是响应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此，艺术学学科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启新的建设征程。

　　学科专业是高校教育的核心支柱，对高等教育发挥着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2022新版《目录》的发布，要求各大高校在艺术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专业结构等方面做出优化调整。就艺术院校而言，由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习惯性认知十分强烈，亟须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加快步伐，培养艺术学科高端人才，储备积累高质量科研成果，积极投入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大潮当中。我们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开阔艺术视野，重视特殊与一般并行发展。艺术院校推进文科建设，应在原有学科基础上 实现内涵式发展。长期以来，艺术院校的办学方向、教学、科研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门类艺术领域，在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及成果业绩产出等方面也侧重于门类艺术学科。各地院校经历数十年的承继发展，培养了众多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名家，教研成果纵深开掘，也积累了丰硕成果。因此，艺术院校对特定门类艺术的专业性坚守是相当深刻的，而且其二级院系设置具有鲜明的专业性特点。如音乐类院校，一般包括音乐学系、作曲系、指挥系、声乐系、民乐系、钢琴系、管弦系等院系，有的还有更细的专业分支，如民族声乐系、声乐歌剧系、歌剧合唱系、现代音乐系、流行音乐系、手风琴键盘系、现代器乐系等。分工细化有助于凸显专业优势，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但却不利于沟通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更因深耕于单一艺术领域而难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进而影响到艺术学科的综合发展。当然，近年来很多艺术院校积极拓展专业方向，在原有单一艺术学科基础上，申请获批了其他艺术学科，如音乐院校在音乐学科之外增设了戏剧与影视学、舞蹈学或美术学等方向，甚至还获批了“一般艺术学”（即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学科增长点，形成了多学科并行发展的态势。但必须指出，由于艺术院校长期侧重于门类艺术学，不具备综合类院校多学科资源与跨学科优势，甚至少数院校缺乏艺术学理论学科专业的高层次师资队伍，对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信心不足、摇摆不定，因而在学科建设水平上相对薄弱。从第四轮学科评估可以看出，大多数艺术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处于中下游水平。位于不同层次的艺术院校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及挑战不尽相同，未来提升学科整体实力水平，任重而道远。值得关注的是，2022新版《目录》的发布，在某种意义上为艺术院校学科发展做出了指引，超级一级学科“艺术学”将艺术学理论和门类艺术史、论、评统摄并列，从学科建制上取消了一般艺术学与特殊艺术学之间的隔阂，做到艺术学科内部的交叉跨越，迈出了新文科建设的第一步。对标新文科建设要求，“新”在学科跨越，这要求艺术院校理清思路，明确学科建设的优势与不足，既要持续深化门类艺术“史、论、评”研究，还应开拓视野，在打通门类艺术内部边界的同时，尝试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交叉跨越，探索“艺术一般”意义上的“史、论、评”综合研究，做到特殊艺术学与一般艺术学并行发展。当然，艺术学科包含门类艺术多样，特色各异，各校应根据自身学科专业特点、学科发展现状、行业需求及现实问题，分阶段、渐进式推进新文科建设，实现艺术学科内涵式发展。

　　其二，坚持问题导向，促进不同学科融合发展。新文科建设基于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土壤。艺术院校开展新文科教育，旨在提升艺术学科服务社会、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受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影响，社会上涌现出各种与艺术相关的新行业、新变化、新事象、新问题，我们亟须用跨学科知识整合来应对、解决日益复杂的现实问题。跨学科不仅是在文科内部的交叉融合，很多情况下是文科与理科、工科的跨越交融。跨学科研究，不是单纯为了学科创新，简单将不同学科专业知识整合在一起，而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跨学科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12]。不同于单一艺术学科侧重于艺术本体的纵深研究，跨学科能为研究者多角度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不同学科视野、理论依据及方法启示，已然成为艺术院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跨学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交叉融合，即在门类艺术之间，如音乐与文学、音乐与舞蹈、音乐与影视、戏曲与绘画、舞蹈与书法等，这些交融早已运用于艺术创作、鉴赏及评论领域；二是外部的跨界融合，即艺术学科与其他行业进行交融，如现代剧院管理、文艺院团运营、交响乐的观众拓展、艺术品的数字化、电视栏目制作、艺术节策划、新媒体艺术传播、公共艺术教育、传统非遗元宇宙、科幻电影制作等。任何一个问题的解析都无法在单一艺术学科之内完成，必须借助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传播学、非遗学，乃至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多学科知识技能，这些产生于社会实践领域的新业态、新问题所进行的创新交叉，亟待引起艺术院校的高度重视。通常来说，艺术院校重视艺术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本无可厚非，但身处不断发展变革的时代，一定要对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变化、新问题、新发展具有敏锐的感知。《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艺术院校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阵地，应立足国情，认识到艺术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坚定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同时，更应坚持问题导向，拓展学科视野，探索艺术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与科技相融合，提升跨学科整合创新能力，才能为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提供必要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持。

　　其三，构建学术平台，提升艺术学科整体水平。艺术学科发展基于学术平台的构建，良好的学术平台能为学科高水平发展和学术成果高质量产出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国的艺术院校大多属于以教学为主、培养专门艺术人才的学府，长期以来重视艺术实践教学，而在理论教研方面较为薄弱。2011年艺术学升门之后，五个一级学科均得到充分发展，部分艺术院校致力于发展建设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科研立项、学术著作、教材编撰、论文发表及组织论坛会议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但具有一定影响力、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大多出自双一流建设高校、一线城市重点大学及艺术类综合院校的知名学者，大多数艺术院校在学术平台构建、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尚处初步发展阶段。这与艺术院校对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机制有关，也与师资队伍薄弱、学术观念淡漠、理论知识匮乏、创新能力不足等有关。因此，艺术院校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教科研质量已迫在眉睫。一方面艺术院校要着眼自身，在学科发展规划、学术平台构建、科研管理及奖励机制、学术氛围营造、师资队伍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等方面进行自我革新，下大力气改变科研滞后的现状；另一方面艺术院校要放眼外界，加强与国内外一流院校和业界的沟通交流，自觉与社会接轨、与时代同行、与前沿领域对话，敢于打破学科壁垒，拓展学术视野，在新文科理念的引领下，努力探索一条具有院校特色，引领学科专业发展的创新之路。此外，艺术院校要实现艺术学科的全面发展，还应积极落实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2022 新版《目录》在设置一级学科“艺术学”学术学位的同时，设置了六个专业学位（博士层次），将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视为同等重要的学位类型，体现出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夯实分类培养、分类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这种史无前例的调整，促使艺术院校开始新一轮改革，为艺术院校学科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为不同门类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专业平台和发展渠道。部分学科实力、专业实力较强的艺术院校，可以申报一级学科“艺术学”学术型博士点，也可以申报特定门类艺术专业学位博士点。而其他院校则可根据自身专业优势、师资水平，结合区域特色及社会需求，以“产教融合”为目标，分类、分层推进高层次、高水平艺术人才的培养；必须明确国家推进专业学位建设，坚持高起点设置、高标准培育，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是为了突出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从学科建设长远发展来看，艺术院校应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对艺术发展的要求与期待，构建学术平台须强化理论型与实践型人才培养并重发展的学科理念。在制定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及具体实施过程中，艺术院校应将理论与实践融合统一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两个抓手，切实做到有的放矢。实践为理论提供坚实基础，理论为实践提供学理依据，两者同等重要，偏于一隅，如同折翼，难以提升艺术学科的整体水平。

　　三、新文科视域下艺术人才基本素养储备

　　新文科建设是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文科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体现文科教育价值的重要途径。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促进人类社会步入新时代、新格局。由技术变革引发的各种新事象、新产业，对高校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培养视野开阔、知识综合、学科交融、实践能力更强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新文科建设落实于高校教育，即人才培养问题。“跨学科”作为新文科的关键词，也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词。然而，学科交叉融合并不是文科教育的最终目的，学科交叉融合是为了提高文科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解决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具体到艺术学科领域，就是在新文科理念引领下，突破既往专业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强调门类艺术打通、学科边界跨越，培养学生在掌握扎实的艺术专业基础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以开阔的大艺术视野、融通的跨学科知识以及全面的综合素养，激发创新实践能力，解决现实世界中与艺术相关的复杂问题。

　　其一，开阔的“大艺术”视野：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要“紧扣国家软实力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新要求，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要求高校艺术教育在原有的艺术专业基础之上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融合。学科交叉融合，需要找到适合的突破口。对于艺术教育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其是挑战，是因为艺术院校长期侧重于分科教学、专业细化，尤其是表演艺术类专业，一对一或一对三的口传心授“师徒”教学，主要针对专业之内的技能技巧进行指导训练，很少突破单一门类艺术的边界。学生对其他门类艺术、艺术学科层级，尤其是艺术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了解甚少，视野不够开阔。 说其是机遇，是因为作为艺术学基础理论课程的“艺术概论”在各大高校普及推广，在打通门类艺术边界、拓展学科视野方面为推进新文科教育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多所高校近年来拓展学科专业方向，已获批的艺术管理、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本科专业都具有跨学科性质，开设的相关课程教学，如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艺术市场营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产业管理概论等，对拓展学生的跨学科视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前提，高校艺术教育亟须在认清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学科特色基础上，从新文科视域反思当前学科专业教育与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如何打破当前专业分科、学科细化的僵局，开阔学生的视野，感知纷繁的艺术事象和生动的艺术呈现，需要教师在课程内容设计、教学形式等方面动一番脑筋。一方面，教师可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了解古今中外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教师可通过社会考察，让学生走出象牙塔，到博物馆、剧院、音乐厅、影院、广场、文物遗址、自然人文景区、艺术市场、图书馆、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等广阔空间去感知了解异彩纷呈的艺术形态，发现艺术的多样、美丑、变化、兴衰、特色、差异及共性，发现艺术与社会、与时代、与人类、与宗教、与民俗、与法律、与科技等不同领域的关联与交融。教师要让学生亲身感受艺术自身的独立自足、领悟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跨越沟通，探究艺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新文科教育的推行，不能向学生强行灌输枯涩的“跨学科”概念，也不能把认识“艺术”的途径拘囿在书本教材当中，而应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浸润于每一门专业技能型课程、通识类课程、项目实践与研究课程，以及实习拓展类课程的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建立“大艺术观”，通过感性、直观的艺术体验，领悟艺术学科之内外边界，以广博、敏锐的视野，发现艺术及其相关领域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复杂问题，唯此才能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产生探究分析、解决问题的欲望。

　　其二，融通的“跨学科”知识：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落实于艺术学科教育，直接关系到艺术人才培养及其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长久以来，传统文科教育着重“在自身学科中挖掘知识，在自身学科体系中分化知识结构，延续学科知识的生命力”[13]。这种培养模式特别注重人才培养的专业性，要求学生具备本专业的扎实基本功和基础理论知识；在教科研成果产出方面，也侧重于单一学科理论研究的纵深挖掘，这也是门类艺术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在新文科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传统模式，并思考在艺术学科领域如何开展新文科建设。当然，推行新文科，并不是对传统学科模式的否定，而是要把已有的学科与其他学科联姻，通过“跨学科”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须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创新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艺术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仅凭单一艺术学科知识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必须打破封闭固化的学科壁垒，将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学科的交叉融合形式多样，除了在学科之内，即门类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影视等）学科之间进行，还可以在学科之外，即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如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之间进行。有时不只是在两个学科之间交叉，可能是大文科之内的多个学科，甚至是文科、理科、工科大类之间的“超学科”跨域。学科交叉融合意味着学科知识生产的增量与重构，对于高校艺术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除了要掌握特定门类艺术技能知识、史论知识之外，还要以跨学科的视野习得其他多个学科知识。综合类院校拥有文、理、工多个学科，可为艺术生系统学习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提供便利；而艺术院校由于缺乏多学科资源，只能通过文献阅读、聆听讲座来拓展学识。尽管很多艺术院校设有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等跨学科专业或课程教学，但不同专业系部之间往来较少，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更不利于面对现实问题，难与社会接轨。笔者不止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听到业界专家提道 “很多艺术类毕业生，知识单一、视野狭窄、缺乏参与社会实践能力，无法适应行业需求，一毕业就失业”。为改善这种窘况，高校艺术教育应从课程建设入手，增加文化类通识课程、基础课程的数量，“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培养学术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是新文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当前艺术专业教育必须攻克的重要课题。

　　其三，全面的“综合”素养：新时代探索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变革， 实现文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这个关键。对艺术人才培养而言，坚持德艺双馨，注重人格品质、审美修养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旨在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国家而言，推行新文科建设，是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水平，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艺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是人文学科乃至整个文科中对‘人的要素’最为坚守的学科”[14]。新文科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应尊重文科教育特点与人才成长规律，牢记立德树人宗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产出导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新文科视域下的艺术人才培养，除了培养学生具有开阔的“大艺术”视野、融通的“跨学科”知识之外，还应使学生具备全面的“综合”素养。娴熟的技艺实践能力，是从艺的准入门槛，也是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和特色。高水平技能型人才是各级文艺团体、机构的主力军，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近些年高校扩招，出现艺术人才数量激增、素质下滑的问题，加之用人单位饱和或生源不满足行业需求，造成一部分学生无法就业或转行，不能依靠技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尤其是整个世界步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社会发展节奏加快，多元文化并存，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消费方式，仅凭掌握一定的艺术技艺实践能力，已无法适应社会需求。文科教育必须创新，要改变过去单一学科侧重知识或技能的“专才”培养模式，而朝着“博才”方向发展，使学生具备全面的综合素养。一是跨学科思维能力。新文科倡导学科跨越，并非要求艺术生按照其他文科或理工科要求进行专业化培养，而是通过拓展学科视野、学习了解一定的文理工学科基础知识，能够以跨学科的思维来探究分析复杂的艺术问题。二是良好的适应能力。由于近年来文化产业迅速崛起，催生很多新的艺术机构、行业，要求艺术人才能以开放的视野、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乐于学习提升自我的观念来适应行业需求。三是自信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艺术行业经常涉及创意策划、市场调研、业务往来、会议论坛等工作，需要在公开场合发言或沟通交流，有时可能还需要用到外语，与国际友人畅谈艺术的前沿话题，促进中国艺术对外传播。四是团队协作能力。社会实践领域有很多艺术活动需要多人、多部门分工协作，以便在有突发问题时可以相互协调解决，共同完成任务。五是文案撰写能力。关于艺术的文献综述、经验总结、学术论文以及创意策划文案等，都需要条理清晰，然后文通句顺地落在书面上，这是艺术生亟待攻克的短板。六是计算机应用能力。当前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艺术的关联十分紧密，学生在校期间就应学习、掌握一些技术或软件应用，并不断关注吸纳新技术引起的艺术事象，为探索艺术与技术融合创新打下基础。此外，综合上述能力，还应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这是文科教育创新的终极目标，也是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和学科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文科教育质量体系的重要因素。

　　结语

　　新文科建设倡导“跨学科”思想理念，对推进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加快培养新时代高质量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艺术学科建设依托高校教育，在持续推进“特殊门类艺术”学科建设的同时，应当更加坚定地加强“一般艺术”学科建设，将学科交叉融合贯穿于艺术学科内部、文科内部，还要根据现实需要，在文、理、工科之间实现超学科跨越。艺术院校开展新文科建设，应在加强优势学科专业的同时，敢于突破门类艺术学科壁垒，探索专业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并尝试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解决社会实践领域与艺术相关的纷繁事象和复杂问题。为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高质量艺术人才，艺术学科教育应在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中注入新文科理念，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过程，都要将强化多学科整合思维、引导大艺术视野、培育多面手素养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向。此外，艺术学科教育还应不断优化艺术学科学术平台，加强校内院系之间、国内外院校之间在教科研领域的沟通交流，实现课程资源、学术资源的共享，积极参与学界会议论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艺术学科高水平发展，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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