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背景下的文艺创作新形态

2024-11-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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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去考察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创作,可以见出一系列新变迁。  

  “两个结合”的提出,可以溯洄到20138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里的第三个“讲清楚”中就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命题。而这个新命题正是后来“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始表述和部署。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人民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可以视为“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文艺领域的标志性建树,那么,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则意味着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已开辟了更加丰富的宝藏。由此,新时代文艺家得以充满自信的同时从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中吸取双重源泉的丰沛滋养,在文艺创作源泉、创作题材、创作语言、创作形象和创作媒介等方面都迎来了重要的改变。  

  这系列重要改变首先表现在,文艺创作源泉实现双源汇通。人民社会生活这“唯一的源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重要源泉”之间的双重源泉汇流和贯通,使得文艺家自觉地将当代社会生活体验同古代历史及古代文化传统等贯通起来,在活生生的当代现实感中灌注进传统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丰厚蕴藉感,并且注意将提升了的文化自信心注入创作过程中。长篇小说《望春风》以《诗经》等文艺传统视角来观照当代乡村环境变迁和人物命运变迁,运用深沉蕴藉而又简赅易懂的史家笔触加以深描,在“直而温”修辞构架中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发出深切的感叹和深刻的警示。《北上》带领读者在重温宏阔悠长的运河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折的过程中,对其未来新前景产生新期待。它们有意识地探索现实生活同古典传统之间的深厚联系,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敏锐度上增添了深重的历史感,带给读者以有力的现实与传统双重启迪。  

  文艺创作源泉上的双源汇通,盘活了文艺创作题材领域,使其产生了拓宽和深化的显著效应。文艺家们在注重现实生活题材的基础上,大力发掘古代生活资源的丰厚宝藏。就电视剧和网络剧看,既有关注改革开放时代现实生活变迁的《平凡的世界》《马向阳下乡记》《鸡毛飞上天》《都挺好》《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和《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人生之路》《人世间》《狂飙》《漫长的季节》《繁花》等,也有回溯古代历史生活的《芈月传》《大秦帝国之纵横》《琅琊榜》《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风起陇西》《梦华录》《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等,还有古代题材电视纪录片《中国》《何以中国》《寻古中国》《大敦煌》《定风波》《陶寺——地中之国》等。在舞台艺术方面,《唐宫夜宴》从隋代出土文物乐俑中获取感兴,构想出唐代都城长安一群市井女孩的宫廷舞梦想;《五星出东方》运用想象力激活沉睡在新疆和田出土文物织锦护臂中的汉代多民族生活交流情境;《只此青绿》以演员优美造型和舞姿形塑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的山水造型和还原笔墨纸砚等绘画创作器具的制作过程;《苏堤春晓》刻画为官杭州的苏东坡一心造福民众的情怀和淡看人间冷暖的乐天品格;《张居正》一面塑造明代首辅张居正的改革政治家形象,一面揭示他身后所遭受的来自皇帝的残酷报复。对古代生活题材的大力发掘和表现,为文艺创作拓宽了题材领域,深化了主题表达。  

  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文艺创作语言、形式、体裁或样式灵活多样,因为这些不过是要服务于文艺创作源泉和题材的新变化。长篇小说《谁在敲门》(上下册)透过当代川东北乡镇许家四代人的生活状况而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级的“世情”画卷,由此可见出鲁迅曾经论述过的《红楼梦》式“世情书”样式在当代重新活跃起来。电视剧《三体》将科幻小说移植入荧屏,在科幻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上提供了示范性力作。网络剧《漫长的季节》来自多种文学作品的汇集,大力度地运用蒙太奇等电影手段去摄制电视剧,有效地吸引观众注意力,提升了电视剧的美学质量,受到欢迎和好评。  

  文艺创作或作品形象上,具有古典“君子”之风的平民形象大量涌现。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厚遗产创造性发掘和提炼,文艺创作和作品中带有古典“君子”之风的人物形象创造形成了热潮。这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一是“君子”式仁义友善品格在个体生活中得到伸张。小说和电视剧《装台》中的主人公刁顺子以其仁厚、友善和义气等“君子”之风赢得装台队全体拥护和秦腔剧团信任。二是“君子”式“致良知”理念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再现。电视剧《白色城堡》中主人公王扬鸣医生,不仅其姓名有意识地成为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谐音,而且其日常言行都秉承王阳明的“致良知”学问,要在从医生涯中贯彻“致良知”生活准则,处处运用“良知”去衡量自己的医生言行。该剧构想出王扬鸣师父路易的话:你的“良知”的作用给你自己的生活带来深切痛苦,恰如一根深扎进心里拔不出来的“倒刺”一般。观众通过医生的这种“致良知”体验而可以对自己的“致良知”生活展开自我反思和灵魂拷问。三是“君子”式为政风范在基层干部形象中普遍推广。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中的焦裕禄遵从慈母教诲而为兰考百姓鞠躬尽瘁地服务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守岛人》中的王继才坚持三十余年如一日地独守海岛,积小成大地形塑出现代“君子”风范。电视剧《人世间》中周秉义为官不仅像父亲周志刚期望的那样公正无私、廉洁自律,而且主动奋发有为、造福一方,取得突出的政绩。《大山的女儿》黄文秀回到家乡做扶贫第一书记,不只是为了报恩,更是要全心全意为百坭村的新发展奉献开放搞活智慧和科技扶贫等多方力量。《高山清渠》中黄大发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历时三十余年在大山上开掘生命渠的奇迹,其背后的力量正是他的为民造福的为政风范。  

  比较起来,值得重视的是文艺创作原则上取得多方面新收获。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在经过漫长时间的探索和演变后终于在此时段臻于定型和成熟。“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推进成果,可以集中表现为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对于外来现实主义文艺原则的果断吸收和锐意转化,其标志性果实就是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文艺。当代文艺家们在“五四”以来历代文艺家的不懈探索基础上,注意运用仁爱、正义、诚信、友善、中和、中庸等中国式心性智慧去接纳和改造外来现实主义的科学性、客观性、批判性和典型性等美学原则,将它们融合起来,生成了新型的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中国新型传统智慧。如果说,此前从苏联移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要求按照科学性、客观性、批判性和典型性等原则去描绘社会现实,以及按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去规范和衡量人物言行,那么,心性现实主义则是在上述原则中融入了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融合。小说和电视剧《人世间》透过周志刚家族三代人的群像,凸显出以善润真、典型传神、地缘化育、褒贬皆有等新型美学原则,可以说构成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趋于定型和成熟的有力范本。这可以视为“两个结合”背景下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已经和正在结出的一枚硕果。  

  随着“两个结合”的持续推进,自觉吸纳社会生活源泉和文化传统源泉的双重滋养的中国艺术家,想必会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创作中继续奉献出更新更好的文艺硕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两个结合’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24ZD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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