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进入了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点的新常态。事实证明，设计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的关键创新要素，它将富于创意性的思想、理念以创新实现的方式，在产品价值链中呈现、延伸、分配和流通。本文从六个方面揭示设计在供给侧管理中高嵌入、前向拉动的作用，分析业态、组织、战略、流程、人力和文化等生产配套要素因设计而带来管理变革的必然性。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设计管理；系统设计流程；文化识别

　　多年来，中国经济主要通过物质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虽然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无法生产出高品质的、具有溢价能力的产品或服务，旧式产品在国内市场上过剩，技术、设计、品牌等创新要素的供给严重依赖国外市场，造成中高端产品或服务供给的“利基市场”枯竭以及生产效率的“流动性萎缩”。不解决供给端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而单纯依靠需求端货币政策的刺激，所产生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将日渐突出。设计是供给端产品品质保障的关键性创新要素，它通过投入感性创意和优化管理资源，不仅创造更多的价值量，而且产出更高质量的价值，从而满足市场多元消费、品质消费和个性消费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必强化设计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带来与设计攸关的业态、组织、战略、流程、人力和文化等生产配套要素的管理大变革。

　　一、业态创新：设计的产业连接性 

　　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进入“设计驱动式创新”发展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开始成长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随着中国由以机械化为特征的工业社会走向以信息化为特色的知识社会[1]，设计关联、融合其他产业的范畴和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设计不单指新产品的开发服务,而且越来越被看作是在优化传统产业结构、争取商业竞争、改善产品或服务目标过程以及培育新型消费的重要工具。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积极带动下，设计产业作为一个独特的创新经济单元，必然与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产业以及社会、文化产生相互作用，产生“化学反应”，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组合体”或“产品服务包”，呈现多元的、变化的、跨域的特点。设计产业除了在提升生产、生活价值和品质方面的专业增值服务能力之外，对农业生产、电子信息、工业制造、工程建设、时尚产业、服务业、新型城市化的附加值也提供了多产业支撑，成为为第一二三产业提供全过程技术和管理服务的创意型技术密集产业。

　　从产业链重构升级的角度来看，设计产业作为中间智力产业，具有极强的产业融入性和新业态生成性特点。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子行业，它不仅与传统的农业、工业、建筑业进行纵向交叉，而且与以商贸服务、文化产业、旅游业、体育产业、房地产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包括金融、交通运输、高技术、电子商务、节能环保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广泛的横向交叉。设计产业的交叉特征，为活化其他产业的创新品质、生成新兴产业业态以及产出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拓宽创富和就业空间创造了条件。设计将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加速推进，成为中高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图：按设计行业划分的设计经济总附加值（2010-2019年）（单位：百万英镑）[2]

　　具体而言，其内涵和外延将呈现四种发展特点：第一，中间智力投入备受重视。设计被视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生产过程投入和为了创造更大价值的中间性消费，贯穿于企业群组由“初级产品”到“中间产品”，再到“终端设计商品”的全过程，如工艺美术设计、建筑设计等业态。第二，“第三方设计”群体涌现。传统制造业向新型工业化升级的主要方向，是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的、技术含量高的制造环节。其他大量非核心的环节外包给拥有高度专业优势的第三方，以寻求社会化分工协作带来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像“第三方设计”这样的从制造业剥离出来的非核心环节，其规模将不断扩大，逐步发展为既独立于现代制造业之外，又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设计产业。第三，人力资本与创意资本一体化。以人力、知识、创意、技术、管理等要素禀赋作为主要投入品，其产品或服务的产出也体现出知识、创意的高附加值。如数字设计、娱乐设计等业态。第四，产业关联性强化。需求结构是连接科技、设计与关联性服务产业的有效纽带，设计与产业之间存在极强的耦合和互涉关系。随着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增强，以及国内与国际市场融合带动的“跨界消费”和“多边消费”，设计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城市服务品牌之间的集合效应也将放大。

　　二、组织分权：设计治理的多元化 

　　从组织外部重新审视今天的设计环境，政府或出资人会经常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审批权和政企分开的困惑。在政府主导型设计项目中，存在着组织层级过多，组织机制不合理，使得设计项目干扰因素增加，设计项目时间冗长，创新思维受阻，造成成本浪费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政府、市场、设计方三个主体之间的边界干扰，产生破坏性力量。很多边界都是以一种无形的隐秘方式藏在组织的方方面面，很难被发现。对于组织而言，最常见的边界类型，表现在不同人员等级之间的话语边界、不同职能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垂直边界、不同组织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外部边界，以及不同文化、不同市场之间的地理边界等。这些边界一旦形成壁垒，组织就自然变得陌生、闭塞、僵化、冷漠、缺乏活力。

　　同样，在互联网推动消费浪潮风起云涌的当下，大量企业之间需要通过智能协作，来满足消费者量身定制的需求。由设计者、生产者、中间商和销售方等各种交易组成的供应链体系，积聚了大量的企业组织，推动组织、资源、产品、资本、技术、设计、劳动力、知识、数据和观念在全球范围流动，将企业与市场以及消费者的生产生活紧密连接起来，加速组织演进的速度。事实证明，供应链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组织创新力量，当在整个供应链上协作使用时，设计是最有效的。设计师可通过与供应链中多个合作伙伴之间交换设计信息来进行协作，借此推动以设计为主导的供应链创新，极大提升了组织将创意转化为现实设计商品的能力。按照物理学的观点，有流动就会有摩擦。在互联网技术和供应链逻辑的推导下，企业内部原来固守的组织形态、组织结构、组织规模以及组织过程也因流动产生不同类型的摩擦：距离、地理、冲突、制裁、管治及保护主义。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在一个流动摩擦的竞争环境中，保持企业需求和供应连接之间的平衡，是组织所要继续面临的挑战。

　　以政府行政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强调制度、契约和控制，呈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垂直结构，政府惯于静态集权管理为主；而建构知识权力本位的治理结构，政府组织就要下移管理权，减少管理层级和行政手续，充分发挥知识团队的主导作用,创建扁平化的以“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共享”为核心的、强调动态分权管理的“学习型组织”[3]，使政府组织变得灵活、敏捷、快速且富有创造性。同样，企业的组织架构也应在探讨“平衡行政治理结构和知识治理结构双重管理机制下，突出知识治理结构在组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转型作用”。企业不仅是协调资源、研发产品和树立品牌、服务用户的盈利机构，更是思想独立、创新自由的知识共享中心。确保团队创新自由和知识共享，是中小型设计创新类企业永葆活力、永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另外，一种突破“工作孤岛”，倡导创意想法和知识信息横向跨越部门、组织界限进行传递与交流的“蜂巢型组织”，成为时下组织环境抗干扰、组织结构抗弯曲的新动向。这种蜂巢结构是指特定产业中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组织集成，基于战略目标一致性和利益趋同性而构成的合作联盟。[4]“蜂巢型组织”遵循以设计项目为中心取代业务职权为中心的分配原则，活化设计组织内外知识资源，打造多元合作的设计项目团队。团队合作打破个人、部门以及多重领导之间的壁垒，甚至没有部门、头衔或指定的办公室，把更多的设计决策权下放到项目团队中，这种团队结构要求设计师具备全面的设计思维和沟通管理能力，带领团队使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处在一个符合设计要求的合适水平。例如，在乐高工厂，随着企业将玩具模块的创意设计视为再循环、再利用的“软资源”，向消费者开放，通过采用消费者上传的创意，实现产品的定制化，从而将开发和设计玩具的成本大大降低。这种开放参与式的新商业模式，颠覆性地对创意设计和生产过程进行重新构想，也推动组织形态走向“无边界”。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多元化零售时代，在这个多元零售时代，消费行为个性化、消费时间碎片化、消费场景多样化[5]等消费新趋势正在显现，过往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快速变革、适应市场和消费者已是组织唯一生存和发展必经之路。设计领导者或管理者应改变策略，尽量压缩或消除因等级层次、身份、头衔和地位对员工的距离感。创新团队合作模式，跨界整合，打破因业务单元、部门职能细分带来的工作阻隔。

　　三、竞争优势：设计决策管理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竞争战略理论越来越注重对企业竞争过程中资源整合与能力分析的研究。企业竞争优势开始由注重外围的市场规模、市场份额和市场利润，逐步转向组织内外部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和核心能力培育上。反映在设计决策上，就是围绕“给谁设计”“传达什么样的设计价值”“怎样设计”等战略重点，在企业资源、流程和产品的设计等方面体现出一种决策与响应的能力，不仅能创造出更优质的产品，还能产出更高质量的价值，这种促进高价值制造业创新的能力是培育并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不同的是，市场环境萎靡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往往习惯于做两件事情：其一，多角化战略作为企业寻求快速扩张的一种战略被广泛使用，许多企业通过重组或兼并的方式涉足众多行业[6]；其二，为了规避市场风险，企业往往通过采用减负和价格调节的手段，把与主业不相关的业务剥离出去，而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寻求发展。虽然在表面上表现出对过去错误的纠正，但却无法创立新的市场机会。从设计创新角度看，设计创新资源和设计管理能力是企业战略选择的基础，不同企业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差异导致了企业竞争战略选择上的不同。设计管理是关乎企业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设计管理被视为嵌在企划过程和企业策略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

　　设计管理的主要功能是研究和指导企业如何在各个层次整合、协调设计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活动，对设计策略与设计活动进行科学管理，利用设计来实现企业经营以及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体系[7]。无论是从设计师层面开展的具体设计活动，还是到产业、企业层面开展的系统经营活动，设计管理都被视为一项协同创新工程。将设计管理视为企业内部一种动态核心能力，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而非战略短视。设计管理动态核心能力的培育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开发构成设计管理资源整合的专长和技能。通过设计管理的观点与手段进行企业资源的识别与选择、汲取与配置，持续地创建、调适、重组、控制、评估企业内部资源，来寻求资源配置与产业环境、用户需求的最佳结合点，以此达到超越竞争对手并实现自身竞争优势的一种弹性能力。它诠释了企业利用文化、战略、流程、创新、管理等资源来创造商业价值以及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

　　第二，设计是整个制造过程的驱动力。我们不再只是设计易于制造和组装的中间产品和产品外观。相反，现在的设计考虑了整个生命周期，从概念到制造，再到维护和维修，一直到生命结束后的循环处理。从一个设计阶段到一个连续的设计过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商业逻辑转变，要求设计组织应在产品流程甚至整个生命周期中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对企业设计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企业核心能力的设计管理，应首先构建“流程、目标、能力”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并围绕目标市场和产品开发，将企业文化、市场研究、行销策略、工程技术、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营售及环境再生设计等整合为一体的循环模式，使企业组织形态以“流程导向”替代原有的“职能导向”，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上的功能集成和管理上的职能集成，以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8]

　　第三，核心产品与品牌设计的快速决策和响应能力。这种设计管理的核心能力不在于比竞争者生产了更好的产品、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有更好的商业模式或者差异性的战略，而在于比竞争者更快地做出设计决策并快速响应市场及客户的需求。[9]核心产品与品牌的设计开发是由一系列的问题与任务组合而成的，其设计管理的过程亦即解决问题的过程。竞争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和对变化中的客户需求是否快速、准确和灵活；其次取决于核心产品从决策、概念到市场全过程的问题处置机制与管理技术是否科学、及时和有效；最后取决于企业将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指令式设计响应，逆向为从外到内、从下往上的对话式设计响应。

　　四、流程再造：创建基于用户需求的设计价值链 

　　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否定需求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价值链优化来提高用户让渡价值的获得感，来通畅结构型供给侧改革与用户型需求侧改革的供需路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量。第一，正确看待产品与用户关系错位问题。传统供应链的核心是产品，其结构反映在以营售为临界点的上下游“产品—用户切割”论，呈现左右顺序的产品线性单链结构。以产品为中心的设计行销观点起点是资产，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行销观点起点则是用户。

　　第二，正确认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错位问题。价值并不是价格，价值是用户应从企业得到的精神资产，而价格则是用户需付出的货币资产。对企业而言，虽然价格总是重要的，但它越来越不是竞争力的充分基础，相反，重点必然转移到价值链中上游的设计环节上，它是满足用户消费愿望、提升产品价值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的非价格因素之一。

　　第三，正确梳理设计与系统的关系错位问题。以用户为核心的企业“全价值链”构建，主要是围绕“战略+策划（规划）+设计+生产+营销+使用+回收”等不同活动环节组成的、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集合，其核心是设计。聚焦设计与各环节的关联度，将非线性的各分散资源或线性的上下游资源进行链状的“设计系统整合管理”，从设计分析到上市到服务整个“设计生命周期”进行流程价值的优势统合，是形塑用户价值与企业战略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设计系统化价值链分为内部价值链（如设计与成本控制、设计与生产装配、设计与售后服务、设计与生态环境、设计与维护维修等）、纵向价值链（如设计与物料商、设计与供应商、设计与销售商、设计与物流商、设计与金融商等）以及横向价值链（如设计与竞争对手等）三种。全价值链中设计环节的位置前移与流程统合，将有利于用户让渡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企业从“生产行销驱动”到“设计协同驱动”的功能转化。

　　可以说，企业在未来竞争中的优势，体现在价值链中能否将设计视为统合用户需求价值、渠道价值和服务价值等方面的战略链接上。首先，设计与需求价值的链接。在新的经济秩序下，企业运营最有价值的两个观点——市场份额和数量增长，已经面临最激烈的挑战。今天客户价值已经处在高度竞争市场的中心，成功的企业往往是那些以客户为中心进行思维、认识到客户的关键需求并以新的设计管理思维来满足这种需求的企业。[10]其次，设计与渠道价值的链接。渠道设计关心的是用户与产品（服务）提供商之间直接接触的时间长短以及他们与产品（服务）和流程互动的质量。[11]接触时间长短与质量高低决定了企业产品的价值差异，产品的功能在渠道设计中处于外围，用户的体验与感知才是设计的原核和出发点。无论强调产品技术性能、风格、可靠性、安全性、易用性或若干属性的某种组合，都应重新审视设计与渠道价值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再次，设计与服务价值的链接。价值链除了上面讲的“产品”有形价值设计之外，将来会更多拓展到针对公共事务等“服务”的无形价值设计之中。服务设计的关键是通过优化“流程”“接触点”和“用户体验”等要素的质量来提高用户的可让渡价值。涉及的领域多为政府机关、医疗、零售、教育、金融机构、交通、通讯、能源等社会公共事务组织。通过构建非线性网链结构，运用设计管理思维，改善服务双方的交感关系，提高用户体验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民众的公共利益。

　　在中国，针对用户需求、渠道行销、服务质量进行的设计与价值链创新还在各自为政，需要将两者整合到一起进行流程体系化建构。

　　五、人才适配：培养交叉与系统的设计素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与之具有高适配性的人才作为支撑。就设计产业而言，目前，中国培育内需型产业所需的高端复合型设计人才与高等设计教育供给的现有人才出现了严重错位和矛盾。反思这些问题，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不能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认知设计，极易造成人才培养的方向性错误。我们应当由“习惯从产品外观与审美的角度理解设计”转变为“更多从市场需求的问题本位出发，在市场分析、创意流程、生产制造、用户服务以及质量控制等系统管理过程中理解设计”。第二，不能从思维偏好的角度进行人才分类培养，极易造成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设计教育不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对不同类型设计师兴趣爱好、思维偏好、能力专长等方面的需求，科学合理地构建学术治理结构、优化学科资源、调整师资学术结构、打造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第三，不能从职业生涯知识生长性的角度开发课程，极易造成人才可持续发展增值空间的压缩。应从“设计师—设计管理者—设计领导者”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跨界融合多学科知识，培育交叉思维与系统综合的设计能力，是设计教育的根本。

　　面对设计已逐渐走向产业链的上游、设计价值日益凸显的产业现实，设计教育中的人才培养综合优势也开始在全球显现。以设计、工程类学科为实践研究方向的MFA教育开始广泛受到全球工商领域的追捧。尤其是设计作为创新家族的重要一环，在高端企业创新经验中被重新关注，设计与工程技术、市场营售、产品研发以及战略管理的有机融合，逐渐发展成为创新经济的利刃而受到工商领域的重视。

　　与供给侧管理相适合的设计师，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化艺术素质，更应具备开放、多元的知识体系和基于关键素养的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竞争环境的改变必然驱使设计师角色由单一走向多样，设计能力由单一走向综合，设计知识由专门走向跨界，设计行为由个体走向合作。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设计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更多大学的教育观念也应当顺应变化，提高设计师系统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文化识别：提高设计的软实力 

　　服务业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是今后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事实表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与补给。从传统产业的功能属性看，第一产业促稳定，第二产业促经济，第三产业促品质。从产业的投入要素看，农业主要受自然资源要素约束，制造业主要受物质资本要素约束，服务业主要受人力资本要素约束[12]，而现代服务业中呈现出的文化整合、文化导向、文化异质、文化在地化、地方美学等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表明服务业内生动力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文化创意密集型转变，文化、知识、技术、创意含量高低成为衡量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主导因素。

　　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一轮“换挡发展”期，我们需要跳出“物质文化”单向研究的藩篱，更加注重风格、商业、品牌和个性认知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公众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诸如创造艺术美感、渴望情感交互、富有教化的故事编叙、寻找快乐的共情力、探求生活意义与理想化等高感性文化心理的愉悦和满足。以“高品质生活价值”为根本架构起的美学体系，已经冲破了传统艺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边界，走向运用一切综合创新来创造感觉反应的文化软实力。事实上，通过文化类型、元素重组发生的化学反应，正是今天感觉辨识度、美学多元化和生活多样化的来源保证，而发源这种设计型文化的社会、国家才能获得巨大的软实力。[13]

　　就地方设计而言，文化资源是设计转化和品质保障的价值基础。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异质的多样性，以及创造文化精神产品的自然、生境、思想、观念、审美、道德等文化情境的多元性特征，是地方脱离同质化形貌和标准化改造，协同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品质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城乡中的产品、服务或是生活空间、公共空间等成为承载一个地域特色文化的特殊载体时，不仅有助于塑造城乡的个性、主题、品牌以及美学价值，还能吸引和满足公众进行特色体验和个性消费。[14]这种体现在地文化特色的产品或服务，在强化公众对居住地文化自信和认同的同时，实现撬动当地经济的作用。

　　同样，在工商界，文化与设计往往是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而非单一依靠技术上的突破。新生活价值体系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结，以及文化与科技合力带动的高品质消费趋势已经形成，个性化需求使得商业模式创新必须重视文化形塑的作用。将不同商业元素与文化相结合，才能确保企业商业模式在被复制前就完成价值定位并实现竞争性创新。[15]

　　从宏观角度看，今天的设计不仅是一种提供视觉呈现的创意手段。设计既表现为物质、科技成果和审美价值的客观存在，也表现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意识的形态。作为“非技术创新领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文化，它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国家、社会、城市、产业和企业的肌体当中，发挥着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软价值”和“巧实力”的作用，因此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设计问题本身就是文化问题。一个国家设计综合能力越强，文化的实力也就越强。未来，拥有实际价值的设计原创力的文化，以及不断生发、供给这种设计型文化的社会和国家将获得巨大的软实力。

　　结语 

　　目前，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上述六个方面是对设计创新优化供给结构的真实描述，也是改善供给、对应新消费的关键问题。设计创新供给链的构建与优化，可有效分析需求变化的动因，聚焦设计管理的特殊价值，从而指导设计师及设计管理者进行创新决策，制定新产品开发战略，提升产品设计、质量和供给的针对性和综合竞争力。

　　总之，无论是提升生活方式的设计、促进商业繁荣的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还是有利于社会融合的设计、改进社区生活品质的设计，它们都是促成产品或服务溢价供给的主要手段，设计已经成为提高生产全要素效率的重要支点，成为需求抑制环境下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创新源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设计创新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21ZD2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设计策略研究中心）

　　注 释： 

　　[1]何人可：《工业设计专业发展战略研究》，2007世界华人工业设计论坛，2007年。

　　[2]资料来源：Design Economy 2022 Full Report(英国设计委员会）.Annual Business Survey,Annual Population Survey.

　　[3]学习型组织：美国学者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这个管理观念，即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其涵义为面临变糟剧烈的外在环境，组织应力求精简、扁平化、弹性因应、终生学习、不断自我组织再造，以维持竞争力。

　　[4]现代商业编辑部：《“社群经济”时代的领导力变革》，《现代商业》2016年第9期，第1页。

　　[5]李凤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实体零售业经营创新策略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第25-26页。

　　[6]朱传杰：《核心能力理论研究述评》，《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年第18期，第14-16页。

　　[7]曾山：《对设计进行设计——浅谈设计管理》，《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2年第01期，第89页。

　　[8]赖清华：《浅议CRM理念在公共部门再造中的应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3期，第40页。

　　[9](美)乌麦尔·哈克著、吕莉译：新商业文明：《从利润到价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10](美)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大卫·J·莫里森、劳伦斯·H`艾伯茨等著：《发现利润区：战略性企业设计为您带来明天的利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

　　[11]彭曲波、曹亚文、谭古：《公司进化论：伟大的企业如何持续创新》，《科技创业》2007年第9期，第44-51页。

　　[12]王春燕：《服务经济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商业时代》2007年第2期，第97-98页。

　　[13][14]孙磊：《高等设计教育应关注的四种创新议题》，《艺术教育》2020年第7期，第6页。

　　[15]俞震东：《“商业模式”与“美学理论”的基础重构研究》，《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6期，第197页。

　　参考文献： 

　　[1]芮明杰、赵小芸：《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3]（美)理查德·布坎南、维克多·马格林：《发现设计：设计研究探讨》，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4]张琰：《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问题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162页。

　　[5]（美）特里·李·斯通：《如何管理设计流程：设计执行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6]（意）罗伯特·维甘提：《第三种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页。

　　[7]（美）贝萨·艾尔海克、大卫·M·罗：《六西格玛服务设计》，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35页。

　　[8]（美）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 H·吉尔摩：《体验经济》，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9]（美）克里斯·比尔顿：《创意与管理：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管理》，上海：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