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造物里孕育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品质、思维方式，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民本、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丰富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内涵。

　　自古始然，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是传统造物的出发点和归属，也是其本质属性与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民生”追溯至《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为百姓，即广大民众。“民生”在《辞海》中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可见其含有人文关怀及人本思想。王征《远西奇器图说》载“民生日用饮食宫室，种种利益，为人世所急需之物，无一不为诸器所致”。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为文化的包容性，展现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中华文化以兼容并蓄的包容姿态赓续至今，而保证文化传承的根本原因也是包容，文化的维系与发展，依托传统鼎新革故、吐故纳新的文化代谢能力，这一能力是检验文化机体健康、繁衍、存续的关键。文化即“人化”，是人的意识形态对其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力，文化品质是人生存方式的产物，是以“人”为核心构建的价值观尺度，造物的文化属性就是“民生为本”的思想。

　　中国传统造物的“自然观”

　　中国传统造物的“自然观”包括认识自然、判断自然环境、利用自然条件中提供的各种物质材料，并对其最大效应地选择、运用。如何认知器物隐现、存亡的自然规律，如何解读自然事物中涵盖的各类物质因素，何以认知、掌握、运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固有规律。对自然界的认识奠定了广大民众全部思维意识的基础，也决定了造物者的价值观；对所处自然环境的认知，可以使造物者区分哪些是“需要无条件服从与适应的”、哪些是“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改变的”，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建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的造物理念；对自然条件的判断，并根据造物的需求选择可为人所用的自然物质材料，可以说传统造物“自然观”的关键就是对自身拥有条件的充分利用。

　　传统造物在对自然界、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认知的过程中，首先具备了较强的判断及适应能力，历经自然本能层次的适应，到具备对自然加以利用的创造性适应，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传统造物“自然观”是建立在即时社会主流“自然观”的母体之上，是社会自然观在造物自然观范围内的表达，任何造物的自然观都是在社会自然观的前提下进行的，首先是“审曲面势”的造物观念，即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相互作用形成“自然—人文”的综合体，系统综合了时空场域中的自然和人文，将其形成的独特造物特征呈现并延伸出相对应的风俗习惯。其次是掌握人的尺度与形式美法则，造物的形制、结构、材质、工艺技术以及人的尺度与使用习惯、文化传统等，既涉及“物”形态构成、结构功能的使用需求，亦是一种感知方式和审美实现。对“尺度”的把握是为了更具合理的结构与良好的功能，同时随造物功能的衍化而在造物形式、风格、审美上表现出不同特征，以适应时势变迁，进而推动造物向前发展。

　　这一适应能力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纵观中国传统造物延续和整合过程均得益于这种包容，造物不断调适迎合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协调自然、社会的张力中达成社会和谐的目的。造物经验的累积在纵向传承长度与横向空间流通广度中共同作用，呈现出“效用为根、使用为本、经用为果”的用物规律。

　　中国传统造物的“人际观”

　　人类文化以器物为交流传播媒介，几千年来中国传统造物的文化机制、交流与传播，构建起一套具体的行为规范和人际关系的礼仪，民众普遍的心理结构映射出人的造物观念行为与价值取向，组成了造物文化体系的基本形式。几千年来，造物的产生、发展蕴藏在个体的日常活动之中，造物背后潜藏着人的能动性创造力量与历史性进化，其“人际观”为我们理解造物更迭行为提供了线索。

　　传统造物的“人际观”是造物全过程中，考量造物者与造物行为的服务对象之间的根本关系，这个关系取决于两者之间所处社会奉行的“人际观”。它涵盖了三个方面：一是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认知，即自我定位，即所谓“人生观”“价值观”；二是作为不同身份的“人”如何具体处理好各种境遇下的身份关系，即为人处世的态度；三是社会职责与担当使命，即考量个体的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继而上升到社会责任与国家认同的主导性观念。“人际观”在造物范围内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里的“人”包含造物者与造物行为的受益者两个群体，包括造物的服务对象和造物者自身。造物者涉及造物的态度（造物为谁）、动机（解决的问题）、目的三大核心问题，其中造物态度最为关键，于后者“人”的造物服务对象而言，“人际观”涉及“物”的使用功能、使用方式、使用成本，造物目的又决定了物的制作方法和对材料的选择，造物因其合用目的而将功能发挥到极致，广大民众对日用之物的选择因物的恰到适合而将材料工艺充分合理利用。传统造物的“人际观”不可脱离社会语境，定要建构在每一个时代社会主流思想的母体之上。

　　造物呈现出人的思维观念、工艺技术与精神文化成熟的背景。造物、用物、评物时，人的生活习性常识、待人接物方式、双向利益考量、自然科学知识、逻辑思维能力、个人特殊技能，以及对社会的关注、责任意识等，这些价值指标的综合性和层次性均对造物产生巨大的制约，亦是传统造物“人际观”中规范化的体现，规范化强调系统、优化、简约、效益原则，这一原则长期运用在中国传统造物之中，通过规范、标准的制定和贯彻的形式来预判、组织、管理、监督和评估，显示出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为广大民众集体性历史记忆来认识的中华文明，以包容性揭示其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兼容并蓄品格，而造物在交流、吸收、融化、变异、创新中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整合性特征。中国传统造物置于农耕文明的文化语境、技术背景、社会形态中，《吕氏春秋》载“帝亲耕、后亲蚕”奠定了“以农立国”思想，对农耕生产的重视深入每个民众骨髓里。这种集体心理体验不仅促进生产耕织，也使造物与农耕相关的祭祀仪式日益频繁，且规模不断扩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造物就表现出较强的综合形态特征，器物历经时间推移、文化变迁，以及独立和复合的变化，呈现物的多形制、多品类、多尺度、多功能等各个视角的整合。农耕文明造就了整合性的造物文化模式，造物的方法手段、审美风格，无论其文化变迁几何，均会得以延续。这奠定了中国造物文化的基本框架，渐成规范化的造物体系。然而，包容性演绎出阶段性的推进及不断上升的造物图景。

　　中国传统造物的“物用观”

　　中国传统造物的“物用观”即“人为用物、物用为人”，体现在对物的人为利用和对人的情感关怀上，这恰是传统造物原则的全部内容。造物从改善民众的生存条件到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从关注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这是最本质的文化现象，也是任何主流文明形态下造物“物用观”最核心的目标。造物行为中造物者对器物本身功能价值的预判、造物者对用物者使用过程中的效果评估、器物存在的可持续改良空间，这三项考量均依附于器物的功能价值评价。即围绕所谓“人如何用物”“物怎么为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变化，是造物行为介入后的必然结果。透过中国传统造物的“物用观”，窥探中国社会对待“物”这一载体的功能审美、消费习惯的整体观念，这是伴随民众在特定时空概念中的“即时认识”，对数千年中国民众的造物行为产生最本质的决定性作用。

　　《管子·牧民·国颂》载“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充分阐释出物质决定精神的根本关系，这也成为中国传统造物“物用观”中“民生为本”造物理念的典范。“民生为本”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治国方略，且一直贯穿于传统造物体系之中，是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承传的关于造物动机、造物态度、物的使用、物的功能的“物用观”基本立场。老子《道德经》“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其搭建了事物“虚”“实”两极因素相互平衡的包容框架，借物喻理阐述了器物功能原理，将“虚实”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相互作用的关系从更宏观、更真实、更具深度的视角阐释包容、转化的“合二为一”“物用观”思想。之后《庄子》延续并细化了老子“天人合一”的造物“物用观”，具有深刻的科学辩证思想。同时，还有墨子“济世拯民”的“兼爱”主张，韩非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用物思考。西汉以来，儒家首次提出“民生为本”“施行仁政”的政治理念，董仲舒提出“人取物唯以义取，物为人唯以简用”的造物“物用观”，这一观点也是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规范的准绳之一，中国传统造物也因此具备简洁的构造、简朴的选材、简易的操作、简便的动能、简约的装饰特征。南宋社会的“程朱理学”将佛教“禅宗”、道家“无为”和儒学“家国天下”思想融为一体，《朱子家训》在“人为用物”方面主张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物用为人”方面主张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等。造物“物用观”的规范与中国文化传统契合，也成为影响全社会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准则。造物逐渐形成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步骤，并具备发展成为具有潜在经济、社会价值的文化产业趋势。

　　就全世界主流文明形态的兴衰存亡看，世界最初的文明在西亚、玛雅、埃及、印度都未能延续，表征文明程度的造物也随之中断，只有中国造物历史，虽起伏但未有过断裂现象。可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形成剧烈撞击时，大多导致一方的彻底毁灭，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具备可容纳、消化、改造、传输外来文化的机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作为世界主流文明形态中唯一存续并迄今仍生机勃勃的最本质原因。中国传统造物与生俱来就很好地完成了两项使命：一是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传统造物的这种包容性还体现在优质的造物意识、良好的造物效果、持续的造物传承，并争取最大限度的用物群体，如此普适价值才能得以彰显，造物才能有机会、有资格呈现中华民族自身的特色。

　　中国传统造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呈现，在被历史证实的系统认识中，其承传性即延续的时间长度、普惠性即流传的空间宽度、统合性即启发的未来深度，演绎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品格，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性，更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作者系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