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各朝对于选拔艺术人才的标准都不尽相同,“艺考政策”或随时局变化,或随君王的喜好浮沉,或随社会风俗影响而改变。若统治者重视艺术,那么艺术教育会得到重视,人才选拔标准也更综合多样,乃至掀起全社会学习艺术的热潮。
早在周代,贵族教育体系就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才能,《周礼》中有言:“保氏掌谏王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教育,这套培养综合素质的教育方案在当时很受重视。
西汉时,音乐艺术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以抗击匈奴闻名的汉武帝是一位颇具音乐才情的帝王。他设立“乐府” ,乐府主要负责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阐释“正四方”之俗对于“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是“正俗”最好的方式。因此汉武帝选拔了许多乐府官员去各地搜集民歌连同歌词,并任命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用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这些专门的乐府官员将采集来的民歌加工配乐,创作并填写歌词、改编曲调、研究音乐理论,再进行演唱、演奏。有几十位文学家配合歌词的写作,另有约八百余位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各地的民间艺人。
汉代另一位热爱文艺的君主是汉灵帝,他好词赋,对建筑艺术也颇有研究,甚至在宫殿里设计出一整套上下水系统在民间推广,希冀让“百姓都喝得上自来水”。到了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宦官们凭着汉灵帝喜好文学艺术,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门学校“鸿都门学” 。这所学校打破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转以教授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诗、赋、书画,在“独尊儒术”时代引起巨大轰动。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可见,鸿都门学的学生出身普遍不高,都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的平民,他们经由州、郡、三公荐举后考试,合格后方可入学。入学后,这些学生凭借文艺辞赋之长而备受灵帝的宠信,同时学习经史、艺事和习字,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史书而仕宦” ,不仅推动了学习书法的热潮,也为隋唐书学和宋代画学开创先例。此外,鸿都门学的学生还享有俸禄,相当于正式吏员,很多人毕业后或出任地方最高长官,或在朝廷中枢部门任职,还有封侯赐爵,出路都不错。比如善写“八分书”考入鸿都门学的梁鹄,就曾被任命为选部尚书、凉州刺史。就此,鸿都门学一度繁荣,学生人数竟至千人。
在古代,艺术家被“伯乐”皇帝发现,是一种幸运。“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就是被唐太宗一手提拔的。唐太宗给予其“五绝”之臣的评价,即“德行端正、忠心正直、学问渊博、文章隽美、书法出众”。空闲时,唐太宗也练书法,并拜虞世南为师,经常临摹学习其作品。但对于虞世南这个个案来说,与其说是唐太宗赏识,不如说是和唐代“以德治国”的风气和“唯贤是举”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唐代科举打破门阀士族限制,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考生答卷以挥洒个性为佳,答策问需合乎法律国情,还要文采兼备。那些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考生多洋洋洒洒如大鹏展翅,应试教育者便如鲠在喉。待进士及第后,吏部还要对考生进行“身言书判”的进一步考察,即外貌、谈吐、书法、判文。写判文要有文采还要言情并茂,字迹更要工整忌潦草,更像在考察考生的综合“才艺” 。
如果考生遇见的是一位“艺术家皇帝”,情形又不同了,“梨园始祖”唐玄宗就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爱音乐如痴如醉。据杨臣源《李謩吹笛记》描写唐玄宗复习乐器的片段:“座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上下寻之,非不安也。”此外,唐玄宗还善打羯鼓,打断的鼓槌可以装满三大柜。除了本人是音乐家外,唐玄宗很重视培养音乐人才,他时常作曲并改革乐队的演奏方式,还在梨园开办讲习班,招纳三百弟子,即为“梨园子弟”。唐玄宗还在梨园法部专设“小部音声”,由30多个15岁以下的孩子组成,为音乐艺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正是在皇帝的高度重视下,唐玄宗时期音乐教育制度得以兴盛,也诞生出李龟年、贺怀智、黄旛绰、李谟等一大批音乐人才。唐玄宗对音律极其敏感,当三百梨园子弟的乐队同时演奏时,但凡曲调有误者,唐玄宗立刻就能指出来。
如果问美术生专业考试的压力来自哪里,他们多半会答来自命题创作。早在北宋,宋徽宗便设计出这种考察模式,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宋徽宗开启了“美术艺考”的先河。宋徽宗的绘画、书法造诣极深,其“瘦金体”独步天下,画作也多为传世经典。他在位期间十分重视绘画教育,把绘画纳入科考,并亲自设计考题,选拔出一批中国美术史上的杰出画家。宋徽宗认为绘画首先要有良好的构思才能施展技法,因此选取前人具有意境的诗句命题作画,比如“野渡无人舟自横”。他很欣赏一幅考卷,画中的艄公在船尾睡觉,耳边放着竹笛,恰到好处地体现出野渡无人的寂寥。还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此题目难在表现香气。当一位考生在飞驰马蹄周围画上追逐的蝴蝶时,又受到宋徽宗的赞誉。另有“竹锁桥边卖酒家”,宋徽宗不满意大部分试卷中把小河边上的酒家、小桥、竹林画得中规中矩,直到他看到一幅画着竹林中挑出的一旗酒杆的考卷后,眼前才为之一亮,这位考生就是后来被誉为“南宋四家”之一的李唐。此外,宋徽宗格外重视建构宫廷画院,不仅提高画家的地位和待遇,还亲自创办书学和画学,亲自制定教学大纲,设定专业课和公共课,支持了不少画家。其中就有一位叫张择端的山东画家,在宋徽宗的支持和关怀下创作出《清明上河图》 。
回看古代“艺考”之变,我们发现,变的更多的是考察方式和评判规则,而对于“艺”的综合考量却始终贯穿在各朝代的选拔标准里。特别是艺术的学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技艺,还需要有对生活的观察乃至对人生的理解。对今年的艺术考生来说,面对艺考临时变化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提升综合知识水平才是根本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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