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书写了始于北魏、兴盛于唐，直至清末1400余年的漫长的建造史，千锤万凿造就千窟十万佛影。在龙门石窟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乐舞造像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以凝固的宫商音律与灵动的翩跹舞影向今人诉说着古代社会的乐舞风华、文化交融。

　　洞龛中乐器图像的历史记忆

　　龙门石窟现存有乐器造像的洞窟21个，雕刻乐器经幢1座，佛座2台，现存各类乐器17种，176件，可分为打击、吹奏、击弦三大类。

　　打击乐器中磬与击板为我国传统乐器。磬在北魏时期的宾阳中洞、南洞中出现了2次，击板在唐代开凿的万佛洞与经幢座洞窟之中同样出现2次。铜钹、腰鼓、杖鼓、鸡娄鼓等为外来传入乐器。杖鼓、鸡娄鼓均出现在唐代开凿洞窟之中。杖鼓在八作司、极南洞等洞窟中共出现3次，鸡娄鼓在古南洞等洞窟中共出现4次。铜钹与腰鼓雕刻较多，铜钹在北魏时期开凿的古阳洞、药方洞等洞窟中出现5次，在唐代开凿的奉先寺、龙华寺等洞窟中出现12次。腰鼓可分为细腰鼓与粗腰鼓两类，细腰鼓两端粗而空，中部较细，粗腰鼓与之相反，鼓中部较粗。北魏开凿的洞窟中雕刻了7个细腰鼓、3个粗腰鼓；唐代开凿的洞窟中出现细腰鼓图像10个、粗腰鼓仅有1个。

　　源自中原地区的笙、笛、排箫与西域传入的筚篥是龙门石窟中最常出现的吹奏乐器图像。其中笛类图像数量最多，在不同洞窟中共出现了30次，可分为横笛与竖笛。同为吹奏乐器的排箫与笙出现次数居于第二。笙图像在北魏与唐代开凿的洞窟中均出现了10次，而排箫共雕刻了22个，且唐代雕刻数量较北魏时期有所增加。相比较而言，作为外来传入乐器的筚篥数量则较少，共雕刻了11个。此外，古时用于宗教法会和礼仪的梵音法器“贝”也在龙门石窟北魏各洞窟中发现了其身影，共雕刻2个。

　　龙门石窟现存击弦类乐器包括阮、筝、琵琶、箜篌四类。人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乐器阮与筝在龙门石窟中出现较多。阮先后出现7次。筝则雕刻得更多，共出现17次，且在唐代建造的洞窟中筝出现了11次，是北魏时期开凿洞窟中筝数量近2倍。琵琶与箜篌为西域输入中原的外来乐器，龙门石窟中也有雕刻，琵琶共出现16次之多，箜篌则仅出现3次，且均为竖箜篌形制。

　　虽然龙门石窟各洞窟中存在的乐器图像数量与种类有所不同，但还是出现了较为完整的乐队组合编制。洞窟中的乐队组合多呈对称形。北魏时期雕刻的洞窟中现存可辨识的乐器共70件，14种，各类乐器通过规模不一的组合共排列出16组乐队，这些乐队中乐器较简单，演奏规模较小，经常出现5人左右、4种乐器以内的小型乐队编制，音乐场面均由伎乐天完成。乐器最多的一组乐队位于路洞前壁窟门边，共出现了12种乐器。唐朝开凿洞窟中的乐器共有106件，乐队组合共有18种。与北魏相比，仅以某一类乐器组成乐队的编排形式已经消失，乐队所使用的乐器越来越多，乐队乐工数量规模也不断扩大，人数通常在8人以上，10人左右，且新增加了伎乐人。同一洞窟的一组乐队中敲击、吹管、弹弦乐器都有出现，本土传统乐器与外来乐器混合使用，彰显出乐队编制已较为完整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崖壁上歌舞艺伎的曼妙身姿

　　古人云“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因此，舞伎图像也常被雕刻在龙门石窟之中并在唐代得到繁荣发展，龙门石窟现存舞伎刻像大多位于各洞窟正壁，多为对称排列，即便雕刻在洞窟侧壁仍处于最靠近主佛的位置。舞蹈场面中所使用的舞伎人数规模并不大，多是独舞或者双人舞，但有的大型乐舞组合场面中舞伎处于最中间位置，可见舞伎地位之重要。

　　北魏时期雕刻的各舞伎图像从肢体动作判断应属当时社会流行的白纻舞和拓枝舞。唐代各洞窟中所雕刻的舞伎动作更为鲜活灵动，可谓是大唐乐舞的原型再现。以万佛洞为例，南壁所雕刻的舞伎身着裤装，双手有力地举过头顶，伴有长巾飘带围绕在手臂周围，以右腿为主力腿，单腿重心站立，左脚放于右腿后。北壁所雕刻的舞伎双手置于发髻两侧，身体微倾，左胯顶出，右腿轻点地，上身向右大幅倾斜，姿态典雅轻柔，呈现女性之美。按照舞蹈风格可归为“健舞”与“软舞”。“健舞”“软舞”演出规模不大，多半是独舞或双人舞，“健舞”的动作较为刚强有力，舞蹈节奏也更加欢快鲜明。

　　歌伎图像也在龙门石窟中出现，共6例。歌伎、舞伎、乐伎通过不同角色定位的协同运作构成了龙门石窟中程式化与仪式性并存的丰富的音乐场面。

　　乐舞图像间审美关系与人文意义

　　龙门石窟中的音乐雕像与表演场面都由“伎乐天”与“伎乐人”呈现，也体现出汉化趋势明显的特点。早期的龙门石窟部分造像存续的云冈石窟风格特征逐渐淡化，将宗教艺术与现实生活、外来文化与本土艺术不断融合，形成独特的中原人文艺术风格与中国化风格。飞天与乐伎同样展现了新风貌，佛像的神态、外形、着装也更加接近社会中生活的“人”的造型，更加人性化的同时也更加女性化。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与乐伎在雕刻技法上也产生了新的艺术风格特征。龙门唐窟多用圆刀刀法，这也导致了雕刻艺术风格呈现更为典雅秀丽的色彩，历代工匠也不断进行大胆创新，突破传统审美束缚，将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和生活情境融入造像中去，将浪漫主义色彩融入写实风格之中，赋予造像更强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从而达到美与写意的高度统一。

　　纵观龙门石窟各个乐舞图像，我国古代乐舞表演之发达、场面之壮观均不同程度被记录在龙门石窟壁刻之中，为了解古代民族大融合以及各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真实史料。从七部乐到九部乐以及十部乐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同样反映在龙门石窟壁刻的音乐图像之中。从出现的较为完整的乐队组合以及各大型音乐场面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乐工已经有了一定的配器意识，体现出乐工较高的音乐素养；也可以看到各种乐器的兴衰与演进。不同场景中的不同服饰、不同形态、不同风格的舞蹈与歌伎造像也融入了不同时期雕刻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展现了当时的生活风貌与思想观念变迁，也体现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龙门石窟中乐器图像也反映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性格特征。北魏孝文帝所属的鲜卑拓跋为北方游牧民族，迁都洛阳后，便于携带、适合于鲜卑族在马背上演奏的横笛、笙、排箫、细腰鼓等乐器在龙门石窟乐器图像中出现频次最高，充分反映出鲜卑人粗犷豪放的游牧民族性格特点。龙门石窟中大量出现的中亚的筚篥、西域的箜篌、细腰鼓、五弦琵琶等外来乐器图像，也是不同民族间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好明证。龙门石窟中乐器图像同样体现着我国古代音乐功能与性质的转变，上古时期常使用的青铜铸造的打击乐器已不多见，仅在北魏时期壁刻图像中出现2次，在唐代建造的窟龛中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管弦乐器以及更为轻便的如腰鼓等打击乐器。多个洞窟中音乐场面也鲜明地体现了佛乐和俗乐的交融。

　　龙门石窟中各乐舞刻像随着时代变迁刻下了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烙印。艺术家们也不断从中寻找艺术基因和创作灵感。近年来所尝试的真人版《帝后礼佛图》、舞蹈《龙门金刚》等作品再现了石窟刻像与我国古代乐舞活动景象。虚拟现实电影《龙门金刚》入选2025年“金鸡百花电影节·虚拟现实电影季”推荐单元，并在近期亮相“阿联酋中国电影周”，使得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在当下得到更加广泛的展现。

　　放眼未来，如何深入发掘龙门石窟乐舞图像时代价值并给予创新性发展，是一项长期且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民间音乐探源溯流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4ZD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