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肩上芭蕾”艺术形式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肩上芭蕾”始于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杂技团演员吴正丹、魏葆华的大胆探索，将中国传统杂技与西方芭蕾有机融合，创造了这一独特表演形式，成为促进中西艺术交流的代表样式。“肩上芭蕾”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杂技“技艺展示”的单一范式，推动当代杂技由“技”向“美”、由“惊险”向“艺术”的转型，标志着中国杂技艺术进入了审美自觉的新阶段。

　　在新时代文艺创新的大背景下，“肩上芭蕾”以守正创新的实践展现了中国杂技艺术的文化自信与时代担当。它既是杂技技艺的革新，更是当代中国杂技美学体系与文化理念的重塑。

　　从技巧之“险”到艺术之“美”

　　“肩上芭蕾”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将杂技的“力”与芭蕾的“美”创新融合，正所谓“刚柔并济”。表演中，“尖子”借助“底座”的身体构筑起芭蕾动作的“立体空间”和“制高点”，将西方古典芭蕾的优雅姿态置于东方杂技的支撑结构之上，形成一种超越重力与常规的身体美感。这一结合不仅强化了视觉冲击力，也使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在同一舞台上相得益彰。

　　从身体美学的视角来看，“肩上芭蕾”的创新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身体观”的转变。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曾提出：“我的身体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种具身化的意向性。”他认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在“指向世界”，通过感知、动作、姿态与外界建立意义关系。

　　“肩上芭蕾”正是这一具身哲学的生动体现。它以身体为轴心，通过垂直结构与对称美感，让力量、信任与优雅在舞台上生成出“平衡哲学”的形态。那是一种“以险衬美”的张力美学，“平衡”不只是身体层面的稳定，更是一种精神的安顿，刚与柔的互融、力与美的共生，以可感的方式阐释了东方美学中关于“中和”“静定”的哲学命题。

　　从“技之炫”到“情之真”

　　“肩上芭蕾”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杂技艺术从技巧炫示走向叙事表达的嬗变史。它不仅重塑了杂技的舞台逻辑，更推动了当代杂技从“身体奇观”向“情感叙事”与“文化象征”的转化。

　　2004年问世的杂技剧《天鹅湖》是这一跨文化叙事转型的开端。原本属于西方浪漫主义体系的爱情神话，被中国艺术家以杂技之身重新“译写”。导演赵明以“肩上芭蕾”为核心符号，将芭蕾的抒情性与杂技的张力融汇为一种新的叙事语言：在动作之间生成情感，在技巧之上叠加意义。剧中“天鹅”不再是西方童话的化身，而成为东方文化中关于“信念、坚守与平衡”的隐喻。正如中国文艺评论家于平所言，这是一场“跨文化的叙事实验”，它以身体语言重写经典，让中西艺术在符号层面实现了平等对话。

　　从叙事学角度看，《天鹅湖》标志着中国杂技进入“符号化叙事”阶段。杂技的每一个动作都成为意义生成的单元：托举象征信任，旋转象征追寻，坠落象征牺牲。动作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使观众在感官震撼之外，也获得情感共鸣与哲理体验。这种由“技”向“情”的转化，正是现代舞台艺术的核心趋势。

　　《化·蝶》的出现使这一叙事逻辑进一步深化。该剧以“梁祝”故事为原型，借助庄子的“化蝶”意象，构建出兼具诗性与哲思的东方叙事空间。剧中“肩上芭蕾”不再只是技巧高潮，而成为情感转折的“叙事节点”：当演员在肩头交织、旋转、跃升时，仿佛两只即将破茧的蝶，在生命的边缘完成一次灵魂的共振。动作即情感、技巧即诗意，身体成为故事的书写者。

　　2023年的《天鹅》则将这一传统叙事转化为当代表达。作品不再复述神话或传说，而聚焦于青年杂技演员“羽梦”的现实成长轨迹。她在舞台训练、挫折与蜕变之间完成了从追梦者到创造者的转身。作品以现实叙事承载精神象征，此处的“肩上芭蕾”，既是技艺的高峰，也是信念的支点。

　　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看，这三部作品构成了中国杂技艺术叙事化的“三部曲”：从“引进改编”到“本土重塑”，再到“主体叙述”。其内在逻辑是从“他者的故事”到“自我的讲述”，从“技艺的再现”到“文化的再生”。“肩上芭蕾”在其中承担着“叙事中枢”的角色。

　　可以说，从《天鹅湖》的“技”，到《化·蝶》的“情”，再到《天鹅》的“意”，“肩上芭蕾”完成了中国杂技叙事的三重跨越：由技巧到情感，由形象到意象，由模仿到创造。这既是杂技艺术叙事革命的结果，也彰显了中国当代舞台艺术由身体向精神、由形式向文化的跃迁。

　　从技艺传承到文化自信

　　“肩上芭蕾”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既是身体极限的突破，也是精神意志的凝聚。从诞生至今，这一艺术形式始终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前行——既坚守技艺本体，又不断拓展艺术边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在技艺层面，“守正”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杂技训练体系的坚守。吴正丹回忆，从最初实验“足尖立肩”的探索开始，每日训练十余小时，肩膀与脚趾被反复磨破、结痂，四个月后才终于找到最稳的受力点——三角肌。这种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背后凝结的是中国杂技人代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对极致的执着、对精准的敬畏、对艺术的虔诚。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中国杂技的“技”始终有魂、有根。

　　然而，“肩上芭蕾”的意义远不止于技艺。它的“创新”，在于将传统杂技的身体语言转化为具有现代审美意涵的艺术语言。创作者们在跨界融合中不断求变——在《化·蝶》中引入灯光、影像与多媒体装置，使表演空间更具象征性与情感深度；在《天鹅》中采用现代编舞与象征性意象，使杂技与戏剧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杂技不再只是“技巧的展示”，而成为“情感的剧场”“精神的隐喻”。

　　从文化视角看，这种从“技艺”到“艺术”的转变，本质上是一次文化自觉的觉醒。“肩上芭蕾”以身体为笔，以艺术为语，描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它以中国身体书写世界语言，在国际舞台上传递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代际传承亦是“肩上芭蕾”保持活力的关键。吴正丹、魏葆华培养的新一代青年演员，如孙艺娜、杨文通、李梦楠、龙云侠、王晨曦、李晨等，以更具现代感的审美语汇延续这一艺术传统。她们不仅继承了前辈的技巧精度，更以敏锐的情感表达和时代意识为“肩上芭蕾”这一艺术形式注入新生。这种从身体到心灵的双重传承，使“肩上芭蕾”真正实现了艺术的“活态延续”。

　　从更宏观的文化生态看，“肩上芭蕾”为中国杂技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它不仅在演出市场上取得成功，更在文旅融合、国际传播中发挥了独特作用。20多年来，杂技《东方的天鹅——芭蕾对手顶》、杂技剧《天鹅湖》《化·蝶》《天鹅》等作品已在全球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上演数千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现了中国杂技的美学与精神，以及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胸怀与气度。“守正”是根，“创新”是魂。“肩上芭蕾”守住了杂技艺术的本体精神——坚韧、精准、平衡，同时又以创新的姿态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它让中国杂技在坚守传统中重获现代性，在走向世界中找到文化自信的表达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肩上芭蕾”正是这种精神的艺术注脚。它以“身体之力”托举“艺术之美”，以“东方之韵”融汇“世界之声”，让世界看见了不断创新、开放而自信的中国文化。它以“身体之力”托举“精神之美”，以“民族之魂”融汇“世界之声”，在“以艺通心、以美载道”的当代表达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自信与温度。这正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使命所在，也是中国舞台艺术在世界文化坐标中屹立的高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杂技艺术传承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5AE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州南方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杂技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