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喉舌”作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主导性功能，纵贯于我国整个新闻业的不同历史时期，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述。“从古至今，中国的主流媒介均为‘喉舌媒介’，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新闻史上，没有哪一种理论比‘耳目喉舌’论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长久。”这一功能内涵包括“耳目”和“喉舌”两个方面，“耳目”是“以新闻为本位”，“喉舌”是“以宣传为本位”。具体而论，“耳目作用，是指报纸应当为读者打探、采集新闻信息，有选择地进行传播，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周围的客观现实。喉舌作用，是指报纸对各种信息，特别是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发表人们对它的态度、看法、意见（直接的或间接的、明白的或含蓄的），以影响社会实际的变化、发展。它们统一于一张报纸之中”，亦即“‘耳目’和‘喉舌’充当着两种不同的传播角色，有两种不同的传播功能，也有着不同的传播学意义，并且也代表着不同的传播观念”。从唯物辩证视角看，“耳目”与“喉舌”在报刊发展实践中是互为一体的，两者在互动中发挥报刊作用，共同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然而，结合近代报刊实践考察报刊功能，“耳目”与“喉舌”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呈现畸轻畸重的现象。

　　一、近代早期报刊“耳目喉舌”功能的意识萌芽与初步认知

　　我国近代报刊功能从孕育、萌芽到初步认知，伴随近代早期报刊实践不断发展。近代报刊功能意识渊源于外国传教士报刊实践，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冯桂芬和郭嵩焘等早期国人的报刊功能认知在译报实践中孕育与萌芽，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早期维新派人士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境况，较早认识到办报“立言”的作用，报刊“耳目喉舌”功能意识在近代早期报刊实践中逐渐萌发和初步认知，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辩证提出报刊“耳目喉舌”论的先导。

　　由“耳目”到“喉舌”的报刊功能意识萌芽是近代国人在早期报刊活动中自发实践的结果。自近代报业开启，外人在华报刊慢慢引起国人关注，从最初开眼看世界的少数知识分子，扩展到开明官绅，最后辐射整个国家具有改良思想的士绅阶层。国人接受近代报刊从翻译“夷情”的译报活动开始，从关注报刊内容到认同其功能，认知过程缓慢而曲折。

　　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19世纪30年代，他组织翻译团队致力于译报工作，搜集在澳门出版的各种外国报刊，“借以采访夷情”，将有关政治、军事、贸易和消息、言论及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等翻译汇编成《澳门新闻纸》，“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林则徐通过译报把信息传递给朝廷和民众，“尝将外报所论中国、茶叶、军事、鸦片四端，附奏进呈”，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力使民众知晓“夷情”。此时国人翻译西报仅仅是一种了解西方的策略，对报刊功能意识尚不明确，“林则徐还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还不懂得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所以他还只是做到了组织译报而并未办报”。他对报刊“耳目喉舌”功能尚未认知，而其所翻译的报刊内容却自发地发挥了“耳目”功能。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法主张。他力主译报：“时客林幕者为魏源（默深），倡议译报最力。”他写作《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从卷八十一到卷八十三专门设《夷情备采》，选录《澳门月报》、《华事夷言》、《贸易通志》中介绍外国的文章，报刊自发发挥信息传递的“耳目”作用，否则“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同时他隐约感知到英国民众可以利用报纸“喉舌”功能来监督政府，“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他通过翻译西方报纸获得西方的经济、贸易方面的信息，以西为鉴。可见，魏源译报活动初现“耳目”与“喉舌”功能意识。

　　洪仁玕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早对近代报纸及其社会作用有过较为详细阐释。他曾向洪秀全提出统筹全局的政纲《资政新编》，其中专门辟出一章《设新闻馆议》，提出创设新闻馆和兴各省新闻官的建议。他认为新闻馆可以“收民心公议”以通有无，“准卖新闻篇”以通上下之情，新闻馆这种“收”的功能，可以最终达到“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的效果，报刊“耳目”功能意识在国人中从自发开始转向自觉。不仅如此，他“认为报纸有监察政治的作用，其中包含着对地方政权机关和官吏进行监督的责任，以利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报刊“喉舌”功能意识从自发也开始转向自觉。然而，由于“自始至终，太平天国运动也从未能摆脱天王的识见和个性烙上的印记”，《资政新篇》纲领没有实施，他的报刊思想也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没有真正付诸实践。不过，“洪仁玕的这一我国最早的新闻理念设计，从林则徐翻译外报、开眼看世界，到王韬办报、宣传变法，这一段时间内，构成了从地主阶级革新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之间的中介环节，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史上的最初阶段的一个逐步递进的阶梯”，近代国人辩证认知报刊“耳目喉舌”功能的萌芽意识初现。

　　值得一提的是，冯桂芬和郭嵩焘对近代早期报刊功能意识萌芽具有催动作用。清朝进步思想家冯桂芬的“求西学、思变法”思想上接林则徐、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他认识到信息不通、君民隔阂不利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认为，“‘上与下不宜押，押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这显然是近代最早要求‘去塞求通’和言论自由的微弱呼声”，其上下求通的思想助推近代早期报刊“耳目”功能意识的觉醒。

　　郭嵩焘在考察西方报刊实践中进一步催动“耳目”与“喉舌”辩证功能意识觉醒。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外交使臣，力主开眼看世界，他曾游历欧洲考察西方文明，途中善于利用报刊获取世界消息，“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递消息、获取消息，这是郭嵩焘使用报纸的主要目的。……海上航行中报纸是他了解世界最新消息的唯一方式，也是一种很高效的方式”。郭嵩焘考察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后越发觉得报刊的重要性，“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媒介，已然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一种信息方式乃至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进而使得其对新闻纸的认知也愈发深刻”，可见他自发利用了报刊的“耳目”功能。他在对西方世界考察的日记里提及，“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辩驳，皆资新报传布”，报纸通过“议论得失”起到“喉舌”作用，由此透露了他对报刊功能的认知，这是近代早期国人对报刊“耳目喉舌”辩证功能认知的雏形。在国人自主办报以后，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逐渐在国人办报实践中得到认知。

　　19世纪70年代，国人自办报刊肇始，陈霭廷的《香港华字日报》和王韬的《循环日报》所发挥的“耳目喉舌”功能在国人报刊实践中初步体现出来。《香港华字日报》于1872年4月17日创办，是由西人所有、国人主笔陈蔼廷编辑的报纸。该报不但刊登香港当时商品及行情信息，而且辟有新闻版，内容分为“中外新闻”、“羊城新闻”、“京报选录”三大类，报刊的“耳目”功能在国人报刊中初步发挥作用。陈蔼廷接办该报尤以“替华人说话”为标榜，在报纸的编辑中，他多次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发表对当局的意见，如英国当局在香港通过“官设赌场”来增加税收，陈蔼廷在报纸上痛陈赌博伤民伤国，报刊“喉舌”功能在实践中初步体现。

　　王韬被誉为“中国记者之父”，他于1872年2月4日在香港自创《循环日报》，在该报任职长达11年。其重视报刊的原因可溯及1862年发表《臆谈》一文，其中谈到了当时的国情萎靡的原因是“上下之情不能相通”，君主与民众的隔阂太大，民意难达天听，所以中国的富强之术就在于“能通上下之情”，他对报刊功能已有初步认知。他认识到报纸可以拉近君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在梁启超之前就认识到，报纸是缩小这种隔阂的最佳手段。报纸不仅能把官方的消息最大限度地下达，也能把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反应上传”，所以他在《倡设日报小引》中指出创刊的目的是“俾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就在于上下信息的流通程度不同，“民情不通……譬之一人之身元气不通，则耳目失其聪明，手足艰于行动”，因此他认为国家富强首先就得上下相通，治理国家就要“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报纸宛如社会的“耳目”，耳目多了，社会也会通了，因此报纸专设商业消息和一般信息栏，他初步将报纸与“耳目”功能相联系。

　　为了寻迹“呼吁必闻”，他梳理了泰西各国和我国的报纸发展，得出了“日报渐行于中土”的结论，面对日报的发展，认识到“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他希冀报刊持论者“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所以他非常重视社论，厌恶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报纸除了作为一般收集传播有关各种事情消息的载体外，还应起到对政治领域的种种批评作用”，《循环日报》籍此以政论著称，报刊发挥“喉舌”功能在报刊实践中最初得以尝试。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启蒙思想家，他对报刊“耳目喉舌”功能认知较早。他经历了洋务派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技术阶段，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其中对报馆与新闻的认识也较为全面。他在《盛世危言》中的《日报》一文指出，“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以能“民隐悉通，民情悉达”，是国人中较早明确提出报馆是国家“耳目”的观点。他还极力强调创办报纸有极大的益处，如报刊能呈现各地发生的事情，助益国计、民情、边防、商务等，如“各省水旱灾区远隔……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连困苦情形，宛然心目”。在此认识下，他认为不但应在中国沿海各省开设报馆，“倡办以开风气”，而且应该在“一乡一邑”中都设立。他在《日报》下篇中提到，“公约、条议各节……一案一讼”等都可以刊登，将“众好众恶”都刊登出来，从而达民情、通民隐，“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在国家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西方报馆“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而若是华人开设的报馆，则“议论持平”，洋人在中国办报的野心被其察觉，郑观应已经意识到报刊“喉舌”功能对捍卫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暗示报纸可以成为政府的“喉舌”，反映了报刊“耳目”与“喉舌”的辩证功能在郑观应等国人心目中已有意识觉醒和初步认知。

　　二、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报刊“耳目喉舌”功能的理论统一与实践偏移

　　19世纪末，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看到国破家亡，便纷纷创办报纸探求救国救民之策。在1895年到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共创刊报纸达105种，而1815年到1895年才创刊76种，“戊戌时期的报刊开中国‘民报勃兴’之先河”，形成国内第一次办报高潮。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汪康年、严复等为代表的改良派对报刊功能认知从延续早期维新派“通”的功能，进而逐渐形成对“耳目喉舌”功能的辩证认知，而他们在报刊实践中却表现出向“喉舌”功能偏移的特征。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他与梁启超在晚清政坛上曾大放异彩。康有为对报刊功能的认知并非在报刊实践中表现出来，而是在上清帝书中时有呈现。在1888年递《上清帝第一书》中未提及设报馆之事，而在1895年向光绪帝呈递第二、三、四书时，认识到报刊的功能而提倡开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不但认识到报刊的“通情”之功，同铁路的“货通”功能并列，足见他对能客观反映事实、畅通社会的报馆的向往和追求。而在第四书中康有为将报馆当作国家政治运行中的重要机构，“直省郡要各开报馆”，以此“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体现了他对报刊功能认知从“通”向“耳目喉舌”的过渡。当时的朝廷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设置了官报，通过设立报馆、创办报纸，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使报纸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发挥报纸的“耳目”功能，让官方能够“看见”民间。

　　康有为对报刊“耳目喉舌”功能进一步认知从《请定中国报律折》中能体现，他认为论说是为“开广见闻为主”，翻译成中文的有激切语言的西报也不要删改，因为西方的阴谋也可以借鉴，可见此时康有为想要在报纸上客观真实地反映海内外的情况，另外，“慎选主笔，严加督饬”，通过选择合适的主笔，限制其“论说”内容，最好就是忠君爱国、尊主庇民、中外内容皆包括，更好地发挥报纸的“耳目喉舌”功能。然而，他对报刊功能的认知还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因为他并未直接参与办报实践，而真正热情投入报业并取得不俗成就的是其弟子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成就了改革者、教育家和学者等诸多角色，“但观其一生，梁启超自认为是一位记者，他的大部分著述首先刊登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梁启超有丰富的办报实践，且发表不少专论报馆和报章的文章，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是在报刊实践中不断积淀而逐渐深透的。他在创办强学会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时，曾发表《报馆考略》。1896年1月与康有为办《强学报》，刊登《开设报馆议》一文，与《报馆考略》的思想承接，认为“盖诗者即今之新报”，指出西人因为新报的出现而更加进步，中国的邸报出现虽近千年，却没有像新报一样充当大众传媒角色，梁启超对新式报刊功能的认知较为清晰。

　　1896年8月，梁启超与人一起创办《时务报》，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维新派报刊思想在办报实践中日渐成熟，对报刊功能认知更加系统化。汪康年在办报宗旨中提及中国如今上下雍蔽、人心顽固，而报刊“能通消息，联气类，宜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维新派报刊思想承袭早期国人报刊“通”之思想，《时务报》以“转园时务，广牖见闻”为宗旨，发挥报刊“耳目”功能，而随政治生态的复杂和办报实践的丰富，维新派报刊功能认知逐步向“耳目喉舌”过渡。《时务报》对新闻和论说非常重视，强调新闻要“均择紧要有征之事”，论说文章要“远大精确，篇章但求简骇，毋取冗长”，论说文章秉承王韬开创的报章文体，在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盛极一时的“时务文体”，《时务报》从而也成为政论报刊的典范，该报通过新闻和论说文体充分发挥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

　　梁启超在《时务报》办报实践中提炼出“耳目喉舌”论是其最大理论贡献，在其经典之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系统阐释了这一功能。“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梁启超看到清政府外受屈辱、民生凋敝的根源是“内外不通”、“上下不通”，而去除政治弊端、国富民强的方式很多，但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报馆，梁启超认可康有为对“报馆”与“铁路”的类比，籍此进一步认可报刊“通”的功能，即报馆能起到联通上下、沟通内外的“耳目”作用，报馆可以打破空间地理、人民心理的藩篱，“将报纸看作主要是便于全国不同地区思想交流的一个固定渠道。在这方面，报纸被奉为促进国家团结的一种工具”。他深刻认为国家的困局就是来源于上下的闭塞，“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而报馆的存在可以让君主了解下情并采取措施，“上者借此明时局解民情，下者凭此畅所欲言……国家的血脉由此得以贯通，国家机体运转有序灵活自如”。由此发现，梁启超阐释报刊的“耳目”与“喉舌”功能是辩证统一的，然而他在报刊实践中不自觉地向“喉舌”功能偏移，其主要原因是梁启超此时的政治思想是宣传改良、在中国倡导议会，因此通过大量论说进行舆论引导，“喉舌”功能在“时务文体”实践中表现非常明显，所以有学者指出，“但实际上，从其在报刊实践中的所作所为看，本就只打算以‘喉舌’为要”。

　　继《时务报》之后，康、梁于1897年2月与澳门华商创办《知新报》，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舆论机关，该报与《时务报》编辑方针一致，康门众多弟子都曾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能发表《时务报》“不敢言”者。吴恒炜在其创刊号《知新报缘起》中首先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此古今之达忧，天下之大患也”，这里将国家与人体器官相比拟，“口”含“喉舌”之意，并指出报纸的好处多，“可诇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时变，可稽敌情，可新学术，强智慧”。《知新报》与在上海的《时务报》互相呼应，高扬维新言论，“喉舌”功能凸显，宣传康有为一派的变法思想，一时风头无两。《〈知新报〉缘起》中透露的报刊思想正是梁启超报刊“耳目喉舌”辩证思想的承袭和延伸，从“耳、目、口”到“喉舌”，以“敢言”著称的《知新报》通过维新言论使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偏重于“喉舌”。

　　当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北京、上海、澳门大声疾呼改革之时，湖南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唐才常、江标、谭嗣同等也创办报刊《湘学新报》、《湘报》，向世人宣传变法主张。唐才常在《〈湘报〉序》中讥讽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井蛙篱鷃之子，咫尺不见，迅雷不闻”，但他从有识之士广开报馆中又看到了国家兴旺的可能性，“海内诸君子……广开报馆，用代遒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谭嗣同认为清政府之政治“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要尽快打破隔阂，上下流通，创办报纸便可以达此目标，进而指出《湘报》就是“国之口”。谭嗣同的报刊思想与梁之报刊思想同出一途，报刊功能更偏于“喉舌”。

　　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还有严复在天津于1897年10月创办的《国闻报》，它们分执南北舆论界之牛耳。严复被康有为称为“西学第一人”，对报刊功能认知从《国闻报》得到体现，他在《〈国闻报〉缘起》中阐明创刊目的在于“通”，即“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从而实现国富民强。他认为当时创办的《经世报》、《萃报》、《湘报》等一系列报纸的目的都是“求通”，即“宗旨互异，其于求通之道则一也。他在《国闻汇编叙》中也有相似表达，“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1898年在《拟上皇帝书》中也提及“中国倦不思通”。严复早年留学英国，饱读西学，他痛感中国对国外情况两眼一抹黑，为此他提出对策之一乃是广译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报纸，以通外情，“和同时的其他维新派报刊比较起来，他在‘通中外之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花的力量最多，起的作用最大”。

　　纵观改良派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功能认知，他们都明确意识且非常重视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从理论视角阐释报刊功能是辩证统一的，而从报刊实践则表现出对“喉舌”功能的倚重，如陈炽认为报纸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谭嗣同称报纸是“民史”、“民口”，吴恒炜则称报纸是“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梁启超将报刊功能更为精要地概括为“耳目喉舌”等，他们对报刊“喉舌”的工具性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实践，这既是国内时局和报业生态使然，又是维新时期政治家与报人双重角色的使命所致。总体而言，清末改良派报刊功能认知表现出“耳目”与“喉舌”的理论统一和实践偏移的特征。

　　三、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功能的“喉舌”转向与逐步强化

　　20世纪初，革命派报刊崛起，与改良派（保皇派）各自创办报刊形成不同阵营。革命派报刊占据上风，辛亥革命时期形成国人办报的第二次办报高潮，其间政治性报刊凸显，报刊主导性功能转向“喉舌”并进一步强化，“耳目”功能则相应弱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甫一创刊就以革命的姿态出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创办报刊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处于政党报刊萌芽状态的革命派报刊就非常注重报刊的宣传功能，充分利用报刊引导和制造舆论，从而达到促进革命成功的目的。革命派在同盟会成立前所办的一系列政论报刊所发挥“喉舌”功能已远远超过“耳目”功能。

　　“孙中山1895年开始自认是‘革命党’”，为促革命发展，他认为急务就是“设报馆以开风气”。当孙中山准备办报纸时，保皇党在世界各地已有成熟的报刊网，革命派相形见绌，就连兴中会所在的横滨、檀香山都没有名头较大的报纸，因此孙中山开始探索创办属于自己政党的报纸，于是1899年孙中山“即派陈少白回香港开创《中国日报》为宣传之喉舌”。不久陈少白又创办了《中国旬报》，作为革命党早期言论机关，其基本功能是“立党、宣传、起义”，孙中山在亲自撰写的《〈中国报〉序》中称：“报主人见众人之皆醉而欲醒之……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鸡起舞”，力图借助报纸唤醒民心，由此可见，孙中山呼吁通过“发聋振聩”之言为革命“疾呼”，报刊“喉舌”功能尽显，所以扎根香港的《中国日报》直言：“凡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籍此报为唯一喉舌”。庚子赔款以后，我国留日学生增多，他们浸润自由平等思想，开始鼓吹革命排满，创办革命刊物，革命书报达到全盛，报刊“喉舌”功能得到彰显。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于同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办《民报》，申明自己的“喉舌”定位，“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孙中山对《民报》的要求是“曰非常革新之学说，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达到人人都了解《民报》宣传的“六大”主义，向人民灌输革命知识，从而达到政治革命目的，“民报，革命报也，以使人真知革命为目的”，然后“则革命可能”。灌输革命政党的政治目标于国民心中，扩大革命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力，报刊充分发挥“喉舌”功能，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进行的一场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人士特别重视报刊言论所起的“喉舌”作用，“保皇党胜于清廷，非言论战胜保皇党之报，则宣传无由得力也”。《民报》在第三号特发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双方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种总结式文章清晰明了地呈现两派的差异，澄清读者的思维误区。《新民丛报》也不甘示弱，第四年第一号（原第七十三号）起连续多期登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第四号刊登《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后又将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单行本，广为散发，在《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六号中开篇刊登《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该文对重要的内容加大字号，且又在《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七号的目录中赫然出现，前者内容较概括，后者内容较详细，两报以论战的方式阐释、宣传各自政治观点，针锋相对，通过发挥报刊的“喉舌”功能各表立场。直到1907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反思“革命论盛行于国中……旗帜益鲜明，壁垒益森严，势力益磅礴”，而立宪党者，“气为所摄，口为所箝也”，梁启超自认为立宪派不敌革命党，在这场论战中败下阵来。

　　革命、保皇两派在海外的论战刚落下帷幕，国内的革命派也开始行动，上海和武汉成为革命党人的两大重要办报基地。革命派在国内办报的首选之地是上海，从1905年到1911年在上海创办了16家革命派报刊。1907年4月2日，于右任在上海创立《神州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孙中山期冀于右任通过该报打开国内的局面。该报发刊词提到，“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字里行间充斥勉励国人奋发图强的情感。报纸正是在“微言闳议”中发挥报刊的“喉舌”功能。该报被焚后，于右任陆续创办革命报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竖三民”在革命宣传中凸显和强化了报刊的“喉舌”功能。

　　《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以“疾呼”的方式彰显“喉舌”功能。其言论起初较为平和，半年后开始猛烈地批评时政得失、官僚腐败，日益凸显其“喉舌”功能，日销千份，销量冠绝上海，引来当局与其他报纸的嫉恨。该报在甘肃发生饥荒后积极为甘肃募款救灾，批评甘肃总督瞒报灾情，引来清政府官员不满，遂刻意制造甘肃赈款案、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指称毁谤名誉案、新军协统陈德龙指称毁坏名誉案，在当局的重重施压下，报纸不得不闭馆，“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加以酷暑如焚，总理于右任被系于狱中，备受苦楚……自行停刊”。最终于右任被赶出租界，《民呼日报》的发行权被取消，总共出版了92天，正如于右任在《〈民呼日报〉宣言书》中所书，“今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言论权”的难得正是因为当局对报纸“喉舌”功能的压制。

　　《民吁日报》在《民呼日报》停刊20多天后问世，于右任在其宣言书中直言：“以贤彦之心胸，为下民之喉舌。”他在《本报四大宗旨》中也提出该报将力求“宣达民情，鼓舞民气”，“振刷国民精神，提倡国民实力”，“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抗争”，把“振发国民精神”作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中国之民气……不振……内逼于政府之压力，外慑于列强之恐吓”，“今不急思兴起，此后……将无复振作之余地矣”，报纸宣称自己是“下民之喉舌”，文章言论激烈，依旧着力发挥报纸的“喉舌”功能。当时国家面临危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暴露，举国情绪激愤，但上海的报纸慑于日本和当局的势力，噤若寒蝉，唯有《民吁日报》不畏强权，共发出《日工殴打学生之风潮》、《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买日货者看看》等文和62篇评论来唤醒国民警惕日本，还专门发文称赞朝鲜志士刺杀伊藤博文得罪日本政府，该报的“喉舌”功能充分显现，日政府串通清政府查封该报，《民吁日报》仅存48天便被封禁。

　　《民立报》是继《民吁日报》被封后创刊的报纸，是同盟会在上海的言论机关，办报班子包括宋教仁、张季鸾、范鸿仙等人，以“唤起国民责任心”为宗旨，其发刊词写道：

　　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

　　于右任在发刊词中以“义声”、“愁声”、“亲爱声”、“叹息声”为排比，强调通过议论发声来发挥报纸的“喉舌”功能，力图将《民立报》打造为革命派的“言论机关”。该报创办之时正是晚清政府走向末路、革命运动逐步走向高潮的时期，革命胜利的曙光将要来临，革命派为推翻清王朝、建设资产阶级国家做准备，此时报纸的言论不仅是批评，还需建言献策，于右任在《于右任答某君书》中谓“报馆立言当有时代”，他认为报纸、记者要审时度势，为政治服务，“不迎合社会不可，不策进社会不可，不矫正社会不可，故记者之口，国民之手，记者之脑，国民之力……”顺应时代才是正确的言论机关，此预见性的言论在民国初期的报刊“黄金时代”得到印证。经过这一批报人的持续努力，《民立报》的“喉舌”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并强化，报馆也一度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和重要指挥所。不难发现，于右任创刊的“竖三民”，其“喉舌”功能一以贯之的就是用报纸来宣传革命思想。

　　武汉是革命派报刊活动的又一中心，自1907年后创办革命派报刊大约10余种，《楚报》、《商务报》、《大江报》等代表性报刊发挥了华中地区革命宣传的“喉舌”功能。1909年10月创刊的《商务报》与1910年12月创刊的《大江报》都以机关报定位发挥“喉舌”功能，前者是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被誉为“汉口报界之急先锋”，后者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总编辑詹大悲“以报纸为宣传利器”，激烈抨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大力鼓吹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尤以发表何海鸣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黄侃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最振聋发聩，“《大江报》作为他们的喉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当时的这一精神特点。它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对反动派进行了大胆的挞伐”，报刊的“喉舌”功能充分彰显。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报刊性质属于早期政党报刊，政党报刊对“喉舌”功能特别倚重，故它们都公开声称是本党的“喉舌”，是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报刊实践中强化报刊的“喉舌”功能，而且过分夸大报刊舆论的作用。梁启超阐释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关系时强调：“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当然，“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同样，孙中山也强调报刊要重视舆论和指导舆论，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报刊是“舆论之母”观点，报刊可以表达舆论、掌控舆论、影响舆论。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也指出：“然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革命派报人甚至认为报刊能制造舆论，继《苏报》后国内最重要的一份资产阶级革命报纸《国民日日报》发刊词指出：“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因此，这些报刊显现出过于强化“喉舌”功能的特征。

　　四、 民国初年报刊 “ 耳目喉舌 ” 功能辩证认知的实践回归与学理提升

　　近代早期报人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政治背景下开启了国人办报的时代，其报刊的总体特点是“政论本位”的运行趋势，报刊“耳目喉舌”论的辩证思想在此背景下提出，重心逐渐向“喉舌”偏移，革命派报刊更加强化“喉舌”功能。进入民国初年，新闻事业从“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变，报刊功能随之向“耳目”与“喉舌”平衡回归，从民初记者的专业实践和学者的学理探索可以证明。

　　民国初年，波诡云谲的动荡政局使报业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报刊功能在特殊时空下开始从“喉舌”向“耳目喉舌”回归。这是由于民初新闻事业顺势进入“新闻本位”时代，报人更加强调以新闻反映社会现实，“新闻纸所以构成之原料，故如其名称之所示者，以新闻消息为最重要之部分，发表记者各地采集而来的新闻。报刊上新闻增多，政论文章相对减少，报界回归重视发挥报纸的“耳目喉舌”功能，其外部原因主要是复杂多变的政局、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民众对新闻的极度需要，内部原因则主要是报刊和报人的自我调适及西方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其中民初政治因素所致窄仄的言论空间是新闻业向“新闻本位”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3年，袁世凯借镇压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的机会，对异己报人报刊进行全面迫害，黄远生曾言：“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揭示了袁世凯迫害报人之手段。胡政之也认为：“民国初年，如民立、时事诸报，各以议论鸣于时，于新闻殊不注意……及袁氏钳制舆论策兴，政论家多半出亡，存者又有所畏惧，论说遂呈沈寂衰象。”民国成立伊始，报界延续清末重“议论”而轻“新闻”的传统，袁世凯上台后“癸丑报灾”发生，报纸上刊登的“论述”渐渐减少，报刊的“喉舌”功能收缩，“耳目”功能开始回归。所以邵飘萍感慨政治是压迫报馆的最重要的原因，“政治不良……处处受恶势力钳制与压迫……人人都感到‘邦无道危行言逊’的恐怖”，报纸之间的竞争“初以议论争胜，及至议论受压迫后，遂以新闻较短长”，整个新闻界进入邵飘萍所言的“以新闻为本位”，以传递新闻为主要功能的“耳目”阶段。

　　民初报界回归“新闻本位”，记者队伍扩大，报界出现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的黄远生、刘少少和徐彬彬，此时还涌现出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一批优秀报人，他们不但催动新闻业逐步走向专业化，尤其新闻通讯的出现加速了“新闻本位”的转向，黄远生“在新闻写作方面开创了新闻通讯新文体，为中国报刊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的新闻实践共同特点是回归到新闻本身，发挥记者的聪明才智采写新闻，加之电报技术推动各报新闻专电增多，与新闻通讯一起发力，加速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回归，报刊“耳目”功能得到彰显。当然，“喉舌”功能收缩但不会消失，只是更加隐秘地发挥作用，民初报刊功能在“耳目”与“喉舌”相对平衡中发挥作用。

　　“报界奇才”黄远生早年在清廷短暂为官，了解政局，“痛感中国政治之腐败，人民苦难深重”，“极乐世界中人，统计全国，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1912年从《少年中国周刊》开始记者生涯，担任上海的申、时等报刊的驻京特派记者，他的新闻生涯大约三四年光景，却“像彗星一样，一时显著于报界”。他认为办报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在《庸言》报发文《本报之新生命》指出：“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他强调报道要准确客观，所发言论不偏于政党，且力避报纸私用，将该报打造为集内外见闻、综各方意见、抒所信言论的公共机关，他的新闻思想承接梁启超辩证的“耳目喉舌”论。事实上，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其“四能”说中体现得最为明确，他提出新闻记者要“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践行“四能”所采写的驰名中外的“远生通讯”，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耳目喉舌”功能充分彰显。同时他也指出：“汝将益念耳目喉舌之难能，而愈思懔懔其职责者，以为豫大丰亨于无穷，斯则他山之道已”，这也显示了报刊“耳目”与“喉舌”功能并举的辩证观点。

　　“全能报人”邵飘萍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于1912年主编杭州《汉民日报》正式投身新闻界，1915年受聘上海申、时等报刊，1916年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1916年到1918年间，发表了251篇新闻通讯，发挥了报纸的“耳目喉舌”功能。他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所著《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强调报纸应以新闻为主，“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记者掌握多种技能就是为了“求得真确之事实”，突显了报刊求真确新闻践行“耳目”功能，并且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将记者直接比作社会之耳目，“外交记者（访员）所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人类各种新事实之表现，皆难逃耳目之鉴察。其取作材料，载诸报纸，发为批评，则犹之耳目以所闻见者，转达于脑府”。同时，他非常强调报刊的公共性，凸显报刊的“喉舌”功能，“新闻纸张的重大任务既在对于人类间互相传达起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夫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新闻纸为社会公共机构”。他还认为报纸是“国民舆论的代表”，若想了解一国国民对于某一问题的态度，报纸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故新闻记者在写作时内容要反映国民的心声，时刻与国家现实生活相关联，其报刊功能贯穿了“耳目”与“喉舌”并重的新闻思想。

　　“报界先驱”林白水于1901年参与《杭州白话报》开始进入报界，1903年12月，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让那些识字少的农民、军人、妇女、儿童“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见识，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1904年，他和蔡元培在上海创办《警钟报》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发文指责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1921年在北京办《新社会报》，后改《社会日报》，报道新闻反映人民疾苦，发挥了报刊的“耳目”功能，同时发表大量批挞军阀的评论，如《哭与笑》、《敬告奉直当局》、《官僚之运气》、《欢迎吴张者注意》……个性鲜明，辛辣尖锐，生动形象，“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针针加血，物无遁形”，这些文章用词泼辣、写作生动形象，还原军阀的丑态，勇揭政局黑幕，有效发挥了报刊的“喉舌”功能。林终因发表《官僚之运气》讽刺军阀张宗昌的部下为“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的“肾囊”，遭反动军阀张宗昌以莫须有的“通赤有证”而杀害林白水。他一生以报纸为话筒，敢怒敢言，充分发挥报纸的“耳目喉舌”功能。

　　民初名记者的新闻实践印证了报刊功能由“喉舌”向“耳目喉舌”转向，而此时学界对此也进行了理论阐释。民国初年，近代报刊已在我国扎根许久，但我国报界缺乏对报刊的系统研究，任白涛曾感慨：“我国关于报纸之系统的研究，既未前闻，即研究此道之出版物寥寥可数。”直至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以后，中国的新闻研究学术化进程拉开帷幕，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等人开始对新闻进行学理反思，其中对报刊“耳目喉舌”功能的辩证认知在其著述中屡有体现。

　　“新闻学界最初开山祖”徐宝璜是“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在中国破天荒之作《新闻学》中鲜明指出报纸是社会“耳目”的观点，“新闻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而访问与通信员者，又新闻纸之耳目也，故其责任甚重”，徐氏在考察新闻与受众关系时，认为新闻要满足受众了解社会最新动态的需要，新闻要为世人服务，故新闻记者四处去采访新事实，将天下事呈现在世人面前。他还认为：“新闻纸为国民之喉舌，世人有正当之意见，与公允之评论，非假新闻无从表现。其负评论时事责任之重要，可想而知也。”他对新闻纸“喉舌”功能认知体现在报纸刊发的意见和评论上，并强调要将新闻与意见（评论）分开，“寓意新闻与意见，应绝对分离，新闻栏中，专登新闻，社论栏中，始发意见，彼此毫不相混”，而且认识到报刊的“喉舌”功能一定程度上与舆论联系紧密，“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国内各报发刊时，多以代表舆论自许”，这些观点表明徐宝璜平衡报纸上的“耳目”与“喉舌”功能，体现他对报刊“耳目喉舌”功能的辩证认知。

　　“少小之时嗜报纸成癖”的任白涛，1911年因其才能突出被《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等报聘为驻汴特约通讯员，从此开始了其新闻工作。1916年他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并未放弃收集新闻学资料，于1918年夏天在东京完成了《应用新闻学》的初稿，并自费出版，该书被教育家王拱璧评为“中国新闻学头生儿”。实用新闻学的首部专著对报刊“耳目”功能大加强调：“盖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社会无报纸，则成聋聩之社会耳，彼漠视报纸之徒，殆与不解聋聩之苦痛，而轻蔑自己之耳目，无以异也”，他通过学理辨析的方式论述了报纸为社会之耳目，无报纸人民就会“聋聩”，报刊的“耳目”功能得到充分认知。同时他指出：“论说为报纸权威之集中点，报纸之所以具有代表舆论、指导社会之资格者，全恃乎此。换言之，论说者，报纸之灵魂也，报纸而无论说，直破残躯壳之死体耳”，报刊的“喉舌”功能通过论说文体得以体现，表明民初学界对报刊“耳目喉舌”功能辩证认知的完整性。

　　五、结语

　　纵观近代报业发展史，报刊“耳目喉舌”功能认知和实践从萌芽起步，经历了从统一、偏移、强化到统一的曲折演变。毋庸置疑，辩证认知近代报刊“耳目喉舌”功能的嬗变是必要的。近代报业发展过程中，“耳目喉舌”功能理论阐释是辩证统一的，而从报刊实践考察，“耳目”与“喉舌”功能表现畸轻畸重的时候更多，两者相对平衡发挥作用时候较少。但应注意的是，近代报刊功能某一阶段出现重心偏移是相对的，并不是“耳目”和“喉舌”功能的绝对割裂而二元对立，也不是两者处于辩证时在实践中表现绝对平均，而只是在总体上表现出统一状态，甚至有时处于同一阶段不同派别的新闻集团对于“耳目”与“喉舌”的实践状况也不一样，如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和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报刊功能实践便是如此，所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语境辩证审思“耳目喉舌”功能至关重要。

　　余玉，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琴，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著作整理及书写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ZD3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