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有着丰富的报刊活动和新闻宣传实践。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网选取郑保卫教授新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中的相关文章，感悟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

　　题注：本文为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而作，曾参加新华社组织的纪念论文评奖并获奖。论文通过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党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来确定毛泽东党报理论在整个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发展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以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文中指出，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报理论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工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特点的党报理论观点，为深化和发展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论文重点从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办报和文风建设等几个方面展开比较和论述，并对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作了较为客观的综合评价。该文刊于《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毛泽东不但是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中，始终关心和重视党报工作，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党报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工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党报工作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形成了自己的党报思想，从而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本文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文中通过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党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来确定毛泽东党报理论在整个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发展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以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并力图对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作出客观的综合评价。

　　一、毛泽东党报思想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无产阶级党报的丰富实践为坚实基础的。

　　自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创办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机关报《新莱茵报》以来，在140多年的斗争历程中，无产阶级党报不断实践、不断前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传统和战斗风格，在世界报刊之林中独树一帜，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作为其经验概括和理论结晶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140多年来，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深化、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从发展阶段上看，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奠基者。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报刊活动实践中，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和报纸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党报的性质与任务、功能与作用、工作原则与工作方法等作了不少精辟论述，并创立了党报工作的许多优良传统。

　　他们的这些办报主张、经验和传统构成了他们的党报思想，为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列宁时期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事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结合自己创办党报为建党、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斗争的实践，集中阐述了党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原则，领导俄国党和苏维埃报刊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宣传的转移，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宣传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从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三个时期：毛泽东时期。

　　毛泽东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报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其理论原则运用于自己的报刊实践。

　　他在参加和领导党报工作的长期过程中，通过认真总结运用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指导战争，指导政权建设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宣传以及发动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颇具特点的党报思想，从而充实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并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报理论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发展树起了又一座里程碑。

　　二、毛泽东党报思想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依笔者之见，毛泽东的党报思想中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具有深化和发展意义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党性原则，严守党性立场

　　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报工作中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中有许多内容都涉及这一问题。如，他们提出：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要处理好同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等等。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及欧美一些国家工人党的报刊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党的报刊要表达和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严守无产阶级的立场，要高举党的旗帜前进，要忠诚为党服务，等等。但他们在对党报党性原则的论述中，没有直接使用过“报刊的党性”这一概念，而是用“阶级性”和“党派性”来代替。

　　在无产阶级党报史上，第一个使用“党性”概念并对党报的党性原则作出全面、系统论述的是列宁。

　　1905年11月，列宁在为《新生活报》撰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出版物（包括报刊）的党性原则问题。列宁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党的报刊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一个组织和工作机构。因此，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应当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各级党的组织要关心和重视党报工作，加强对党报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在文章中，列宁还提出了要从党报队伍中坚决清洗那些背弃党性原则，“宣传反党观点”的人的任务，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报刊的领导。列宁在强调报刊的党性原则时，同时指出，这种站在党性立场的出版物也将是“自由的出版物”。因为它用“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因此，“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在这里，列宁把报刊的党性同为劳动人民服务结合起来，把党的报刊同时看成是人民的报刊。

　　列宁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党报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也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党报指出了坚持党性原则的方向和途径。

　　毛泽东在深化和发展无产阶级党报党性原则理论方面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对党报党性原则的内容作了阐述，而且对如何在党报实际工作中全面贯彻和坚持党性原则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从党报的无产阶级性质出发，十分注意强调党报必须严守党性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他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2]。要“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3]。同时，他又强调“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4]，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则应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任何同党闹独立性的现象。

　　1942年10月，针对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出现的违背党的政策和一部分新闻宣传干部向党组织闹独立性的倾向，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组织（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5]，同时要注意用党的有关文件去教育新闻宣传干部，帮助他们克服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想原则是对党报坚持党性立场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及党的各级地方组织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思想原则，始终将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严格置于自己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将其作为指导战争、指导解放区建设、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力工具，真正发挥了党报党刊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6]作用，从而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能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为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的重要内容，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应当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当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为了保证党报党刊能切实遵循党性原则，严守党性立场，毛泽东反复强调各级党的组织要重视党报工作，要把党报工作真正纳入党委议事日程，要严格加强对党报工作的领导。他甚至要求党的负责同志要看报纸大样，要为报纸撰写或修改社论、评论。

　　1958年1月12日，他在给广西党委负责同志刘建勋和韦国清的信中就指出，“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7]，他要求他们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研究一下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向他们指出，“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8]

　　对党报的党性原则作如此明确而又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对如何在党报实际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提出如此具体而又有效的办法，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党报党性原则理论中是有所不及或未能做到的。显然，这是毛泽东在深化和发展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注重调查研究，崇尚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调查研究则是坚持这一思想路线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认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9]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们一生中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研活动，马克思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为了与官方就林木盗窃和摩塞尔农民状况等问题进行深入辩论，就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而这竟是促使他后来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恩格斯为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了21个月时间，考察了30多个工业城市，深入英国工人住宅区进行调查。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正是以其丰富的社会调研活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理论分析与研究为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研理论也正是他们丰富调研实践的结晶。

　　列宁也是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典范。他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的理论建树，完全得益于他对本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得益于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10]列为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做调查。

　　列宁对新闻工作者开展社会调研活动的要求极其严格。他经常鼓励新闻工作者多接近生活、多接近工农，要求他们“对地方经验、详情细节、实际做法、实际经验的研究要具体、再具体，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既深入县的，也深入乡的、村的”，他指出：“这种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动的实际，使自己和读者不去理会莫斯科文牍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总之是苏维埃官僚主义分子）的污浊空气，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就会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11]

　　列宁对社会调查方法极为重视。1917年他发表《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他在文中指出：“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是不足取的。他主张要善于“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12]

　　列宁用丰富的社会调研实践和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调研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其重要使命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具体运用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正因为此，他一生崇尚实事求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将其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

　　毛泽东本人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在1919年9月他便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开始着手农村调查。1927年他深入湖南五县农村进行调查，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他又写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余篇调查报告。通过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农村政治、经济及农民思想、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正确分析农村形势，评价农民运动，进而确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毛泽东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工厂、农村、军营、学校、科研院所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同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劳动、学习和生活情况。这些调研活动为他制定各项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3]。在他看来，只有对一个事物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才拥有了对这一事物的发言权。

　　毛泽东调研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他指出，调查研究这两部分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4]在他看来，调研人员如果仅仅做到人下去了，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在于去“求是”，即去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的整体面貌和本质、规律。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特别反对那种到了一个地方，不问具体情况如何，也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触及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随便发议论的做法。

　　毛泽东一向把调查研究作为党报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他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实践论的原理出发，强调全体党报工作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善于向社会调查。为此，他要求党报工作者深入实际，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实践，真正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解情况，去调查研究，去反映问题。

　　为了保证好的调研效果，毛泽东主张记者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善于分析比较、独立思考。他既反对那种下车伊始未作调查就乱发议论的做法，也反对那种不动脑筋、人云亦云的做法。他提醒记者下去采访调查，“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更不能“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15]，总之，谁个好，谁个不好，好有几分，不好有几分，要做到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冷静分析，多作比较，要防止片面性现象。

　　在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新闻工作者注意自觉地深入群众，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他希望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能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他甚至主张新闻工作者到基层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通过这些途径，调查和了解群众劳动、生活和斗争的实际情况，掌握和报道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创造的实际经验。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当时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纷纷离开延安，深入各根据地，与当地的群众同劳动、同生活、同战斗，采写了不少反映根据地军民劳动生产和对敌斗争生动业绩的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提出了新闻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的任务。他指出，教育者须先受教育，“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16]

　　按照毛泽东的思想，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向实际调查，及时了解群众的实际生活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执行情况，同时可以不断总结广大群众在劳动生产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的创造性经验，通过集中概括，分析研究，综合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经验，然后再通过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介传达给人民群众，将其变为群众的具体行动，并在群众中考察和检验这些新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观点在党报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他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把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广泛运用于党报工作中，这是他在深化和发展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方面的又一重要贡献。这一思想原则在党报工作中运用的意义在于，它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锐利武器，为他们解决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从而加强了新闻队伍的建设。同时也为新闻工作者坚持真实性原则，真正取信于民提供了有力保证。广大新闻工作者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才真正洗刷唯心精神，放下架子，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群众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准确地反映现实，及时地指导工作，充分发挥了党报的积极作用。

　　还须指出的是，新闻工作者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自身也可以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逐步加深同群众的感情，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并且不断用群众创造的经验充实自己，这样就能更好地认识群众，了解群众，进而更好地反映群众，报道群众，为群众提供更全面、更及时、更周到的服务。这是毛泽东为党报工作指出的一条成功之路，也是毛泽东党报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倡导群众办报，坚持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思想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工作路线。其核心内容是：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做好工作。群众路线在党报工作中的体现，概括地说，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办好报纸。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在党报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他们都曾论述过依靠党员和工人群众办报的问题，而且在报纸工作中也都进行过群众办报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发表读者来信、开辟读者论坛、培养和发展工人通讯员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培养和发展工人通讯员看作吸引工人群众直接参加报刊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1848年6月，他们在创办《新莱茵报》时，就建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报纸通讯员队伍。后来他们在一系列通信和文章中又多次强调这一工作的意义。1882年1月25日，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17]可以看出，他把工人通讯员参加报刊工作看作是坚持党报的无产阶级性质，抵制机会主义者对党报的侵蚀的保证。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工作始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列宁在党报工作实践中对吸引群众参加报纸工作同样给予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只有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全体党员和工人群众都来积极参加并支持党报工作，才能保证报纸正常出版。1904年，列宁给党内同志的一封信中批评了部分工人党员中存在的“写是他们的事，读是我们的事”的习惯想法,他请求工人们给报纸“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他认为，“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列宁还通过吸引地方组织的党员、工人群众参加通讯报道、报纸管理、推销工作和直接参加报纸编辑工作等形式来保证自己的群众办报思想在党报工作中得以实现。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不但第一个明确使用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概念，并对其内容作了较为集中、全面的阐释，而且亲自指导党报工作者积极实践，形成了一套实行群众办报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和工作传统，从而充实和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

　　毛泽东是以人民群众是新闻事业的主人这一基本思想为出发点来阐释群众办报问题的。

　　1940年2月，他在为《中国工人》写的发刊词中指出：“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19]

　　1948年4月，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强调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0]

　　毛泽东主张开门让群众参加办报，反对由少数专家关起门来独自办报。这是他为党报工作确定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他的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人民群众作为新闻事业的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关心和支持报纸的工作，为办好报纸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了使“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原则得到落实，毛泽东同志指导党报工作者积极实践，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敞开大门吸收党员和群众直接参加党报工作。这包括组织他们读报、评报，聘请他们担任党报通讯员，鼓励他们向党报反映情况，提供稿件；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党报通讯员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为其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良好条件；

　　2.党报要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提供讲坛，为他们在党报上发表意见创造条件，刊登读者来信、来稿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3.自觉接受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党报工作的批评与监督，随时改进自己的工作，争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4.改进新闻文风，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真正使群众感到党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

　　5.调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共同努力提高办报质量和水平。

　　（四）重视文风建设，提倡中国风格

　　文风问题也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风的好坏，不但影响一家报纸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关系这家报纸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党报的文风问题有过论述；他们都提倡简洁有力、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笔调幽默的写作风格。他们本身都称得上是最杰出的语言大师和写作巨匠。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他们练就了一种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撰写了一大批融思想性、新闻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新闻佳作和寓意深刻、见解精辟、气势不凡的政论作品，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范文佳品。

　　毛泽东尤为重视文风问题，他所倡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顿的“三风”之中就包括文风。他在作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接着，他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1]

　　毛泽东提倡文章写作要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这种作风和气派的显著特点就是语言鲜明、准确、生动活泼。他主张文章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幽默深刻，富有战斗性。他特别反对那种死板、老套、四平八稳、令人乏味的写作风格。1942年他为《中国工人》写的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22]他还特别强调新闻写作要注意文字通俗易懂大众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报理论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报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他赞同并阐述了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同时又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特点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使命的特殊要求对党报的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等作了新的概括和阐释，从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党报理论，使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了新内容,显示出了新的生命力。

　　从继承关系上看，毛泽东更多的是对列宁党报理论观点的继承。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情同俄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更加相近。正因为此，毛泽东同志几乎完全吸收了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以及党报要严守党性立场，坚持党性原则，无条件地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等观点。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些新闻政策和宣传方针都明显吸收（有的甚至是完全照搬）了列宁制定的俄国党及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和文件的内容。

　　当然，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没有将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对前人理论观点的简单认同和机械仿效上。他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不断用新的认识去充实和深化前人的理论观点。他总结了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利用报纸指导战争、指导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党报的性质和功能作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阐释。比如，他更加强调党报所具有的传达政令、宣传政策和思想教育的功能，把党报主要视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组织和指导工作的工具、思想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到后来，他干脆用“阶级斗争工具”来概括。另外他还强调要“政治家办报”，主张党报应由一些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来办。

　　再有，关于群众办报的理论观点，毛泽东从列宁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发。他更多的是从“人民群众是报刊的主人”这一基本思想和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的高度来强调群众办报的重要性。通过群众办报，将报纸置于人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办报，这不仅是办好报纸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密切了人民群众同党的联系。实践证明，正因为有了全党的关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党报和广播事业才能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党同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毛泽东对党报和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也有一些新的思考，阐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比如，他从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指出报纸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因此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由此，他认为，报纸等新闻媒体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并因此得出结论，在阶级社会中，报纸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还有，他从执政党应取信于民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强调党报要坚持说真话，要如实向群众讲明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告诫全党同志：“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23]。

　　在评介毛泽东党报理论，特别是探讨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方面的贡献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充分肯定他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报理论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要充分肯定他从中国党情和国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报理论的特殊理论建树，将其党报理论放到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同时也要认真总结几十年来党的新闻事业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党报理论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断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的新闻工作的新实践、新理论去充实和发展毛泽东的党报理论。

　　（此文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下卷第409—425页，有删节）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6-9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9页。

　　[10]《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11]《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385页。

　　[12]《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17]《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集（1879-1895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18]《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