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新闻传播史的人，都会焦虑不安地看待2022年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一个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学科，尽管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迟到者，但是对于历史冲突情境并不陌生。一战后的国际广播，二战中的传播学，冷战时代的全球传播新秩序，背后都有着巨大的历史性冲突，也有人类为了解决冲突，捍卫理性所作出的全部努力。

　　这也就意味着，2022年结束的时候，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意外爆发的俄乌冲突，都给这一年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再度带来了熟悉的历史冲突情境。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更加焦虑。因为疾病、灾荒、战乱不应当成为一个学科繁荣的理由，也不应当是我们唯一的研究动机。更何况这个学科本体上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现代性。

　　历史冲突情境的一再出现，并不必然带来索多玛式的堕落，却会让坚守者焦虑甚至丧失信心。因此，有必要在2022年过去的时候重新与新闻传播学科进行深入的对话，通过多个不同学科方向的爬梳找回新闻传播自身的主体性，而避免在观念、渠道甚至认知的冲突中丧失自我。

　　首先是基于学科的主体性。新闻传播是一个以叙事为核心，边界不断扩大，包容性和交叉性日渐增强的学科。这个学科的主体是建立在人对于自身的关怀之上的。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健康、技术的理解都融入传播和沟通中。2022年，新闻传播领域在冲突情境中，不断扩大了自身的学科交叉边界，但这种边界的扩大实际上更应当是一种对于学科主体的明确。毕竟在任何政治经济活动中，科学分析叙事规律和传播特征都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个研究环节。

　　其次是基于国族的主体性。尽管全球化在过去几年时间中遭遇重大挫折，但是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国家主体仍然不可避免地坚守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地位。与学科角色相似的是，国家身份和背后的文化特质在传播活动中极大地影响了学者的研究取向，但又不妨碍学者们在全球体系中相互对话。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话语体系并不是唯一的。构建话语体系的多样性也应当从新闻传播入手。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争论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但是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文化多样性本质上要依赖于传播的多样性来实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基于人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种冲突情境中，人的角色总是会被湮没。社交媒体时代的狂欢式评论和媒介化民粹主义无形中再一次增长了群体无意识，验证了沉默的螺旋。尽管我们期待人的身份认同的不断更新，但是我们也的确发现技术喧嚣与人本力量的博弈已经开始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如果我们期待以智能技术作为未来治理的支撑，那么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这个冲突的秘境中，究竟是个体通过技术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还是技术以群体的名义不断复制这种冲突情境。

　　当然，新闻传播学科本身的主体性讨论要从一个更加包容的视角去看待。当多个学科都意识到新闻传播的重要性，并且尝试将人的传播观念和行为嵌入自身的研究领域的时候，这种开放就变得无可避免。21世纪的学科本身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新闻传播学科和世界一样，都期待从无序走向有序，构建一个伊里亚·普里戈金所说的耗散结构。我们只有不断与多学科交换信息，深度交叉，才能从时空上和功能上重新构建宏观有序状态，形成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新的历史情境即将诞生。在通向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进程的时候，新闻传播学科也应当超越传统的历史冲突情境，去构建新的主体性。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关注学科前沿的多元包容生长，本身是一种有效回应主体性的对话。我们更鼓励这种对话，并期待在全世界走出历史冲突情境的时候，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能够迎来更加广阔的主体共识。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