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着风的温柔和水的涤荡，这样露天早餐的场景可以是在河边、湖边或者任何的海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太平洋的腹地，临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斐济首都苏瓦（Suva），需要在手机上几次放大才可以找到、几次缩小才可以定位的地方。身处太平洋腹地看“海洋”，既可以被视为阻隔全球往来的天堑，亦可以理解为全球链接的桥梁。其实，世界原本就是被海洋联接在一起。

　　信息传播是人文的海，发挥着“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功能。如今，信息传播新技术和新生态正深度突破政治和物理边界，大规模开启全球性的、文化彼此理解的新通道。此轮基于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战略转型，突出体现在规避政治制约，突破跨文化障碍，充分利用新媒体特点提升受众的参与度，从而巧妙消除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壁垒，实现传播致效的特征。正如布隆纳在《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中所说，“新的联络技术……扩充着人类的经验范围，开放重新理解彼此悬殊的文化的道路”。

　　不管你如何看待海，海洋似乎都在那里；对于“海洋”的认识，无论从主体、知识储备和视角，都不同程度建构了多元的“文化海洋”。类似的，对于信息的理解，对于信息传播5个W要素的界定和选择，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整体生态。

　　全球信息传播，总体目标是促进理解，或者更直白一点，促进文化他者按照我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和“我”——这个过程类似全球物种的生存繁衍之道：为了将种子撒播出去，除了像蒲公英那样借助风力扩散，还需发展出一种吸引力，吸引蜜蜂采蜜。人类作为物种的繁衍，除了靠大陆板块迁移、沧海桑田变幻，更多需要靠足迹丈量地球，也发明了很多工具，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界，将和“我”类似基因的“人”遍布全球；同时，也用各种传播手段将种族、民族、国家等文化基因进行全球传播。

　　崛起后的中国，突然发现，除了托夫勒所谈三次浪潮，中国还大多缺席了国际传播的三次浪潮，最直接的结果是，资本的全球化、特定国家和语言文明的全球化强势话语背景下，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全球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的“妖魔化”或非客观呈现过程中被动地传播出去、建构起来。今天中国的国际传播，也正在认真学习和消化大国崛起过程中传播的角色和经验：用美好的故事吸引全球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人群来“采蜜”和传播，也通过“走出去”的方式随风布撒，甚至，在各种国际舆论风潮中不断增加中国信息的能见度、中国立场的辨识度、中国形象的美誉度——坚定“四个自信”，中华文明坚硬的内核还是会在任何贫瘠的土壤里扎根和繁衍。

　　这样的思路还是暗含着自然有机和全球是一体的、天下必将是大同的……等生态视角的假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几乎是基于这样的平等、平衡、公平、公正等视角延续了这样的假设——虽然艰难，但却是人类文明的本性和未来。但今天的现实是，历史并没有给中国闪出太多的空间让中国可以自由、开放、有机地传播自己，特定国家和地区已经历史性地、文化性地、政治性地“连点成片”（“西方”、宗教、国家集团等）——个体已经被政治赋予国家主体性，“国家”已经被利益建构出区域主体性，“利益”已经被特殊群体和集团赋予独占性，而特殊群体和集团又被传播所“遮蔽”（cover），被修辞话语性地建构为类似上帝一样的存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地治理着世界。甚至连自然的岛屿都已经被军事化为霸权的连接点，自然的、有机的、联通的全球传播生态已经板块性固化。

　　在“太平洋”岸边的斐济群岛，曾经被英语文明占位百多年，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斐济语，斐济人和传承盎撒文明的南亚民族占据绝大多数人口，历史和政治等要素导致，本地人群对不同肤色和国别游客的态度像太平洋的天气一样阴晴难料——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人群环绕和文化生态背景下，气定神闲地打完中国八段锦，似乎个体个性的丰满自持、文化主体性层面丰富的文化自信缺一不可。“八段锦”收尾第八段是“背后七颠百病消”，似乎还可以有第九段：众目睽睽之下内心“芒刺在背乐逍遥”，方可注释主体性丰满程度的力量。

　　中国的国际传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似乎也需要从这个视角去打通思考。一个国家的强大，除了经济实力和军事等，势必需要文明整体性上的自信和自强；但同时，也需要伴生和伴随着自信、自强的国民。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前者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可能无法与后者等值兑换，这就需要衍生出一种机制或者平台，能够对个体自信走出去和发挥传播作用提供远程投放性的机制性支撑，按照文化培养理论，来建构这样的自信概念和实践通道，既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要越俎代庖，大包大揽。

　　国际传播的事实也已经呈现出上述挑战，但如何看待这个，从治理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角度永无止境，从文化边界和思想边界的角度讳莫如深，从个体成熟和全民传播的角度却是跃跃欲试。走出去的中国媒体和机构，已经被全球特殊群体和集团的利益和政治独占性高速回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道德制高点与特定利益群体的“西方”狙击点遭遇，“文明互鉴”作为全球传播的方法论与“文明冲突论”艰难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自强的国家和自信的国民两端，提供了相互养成的理论架构，中国人群体性的跨文化素养的提升和传播能力的养成，从强大的国家能力衍生出个体走向成熟的养成机制和远程投送平台——支撑着太平洋边那些打八段锦的中国人，从国家层面的文化自信，到个体层面的文化自持和自尊、自重，完成国际传播从国家到个体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思维调整。

　　其实，历史上勇于驾船出海认识世界的个体背后都有着国家主体和民族文化信心的支撑，他们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一个国家的代表，一个时代的象征。特定的文化和国家主体性在强大经济实力下可以生成并存续一百年甚至更长，但只有这样的主体性自上而下地赋予其下的每个个体，让个体特性融汇文化主体性而丰满自持——像一颗成熟的蒲公英，或者任何其他种子，饱含着背后文明的坚强而成熟的内核，行走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成为流动的风景，此时，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播或可突破个体物理局限和家族式的出生-没落周期，在更长的周期和更广泛的地区内有效传播和传承。

　　从信息传播生态的角度来说，中国文明和文化能够在全球有效传播的远程投送机制，除了国家和机构的推送之外，还需要洞察传播规律——首要的就是认识人，认识当今的人。传播学视角下，人，从被动“受众”到拥有部分信息主体性的“阅听人”、从被定义为商业“用户”到内容的“产销者”（pro-sumer），从信息的消费者到用户生产内容（UGC，PGC，AIGC）支撑的全球信息生态，都提示我们对传播理解的不断深化：合乎审美共通性的人性的回归，激发个体的特殊性和机构主体性的有机联动，整合机构和国家资源，把有关中国的信息送出去，把有关中国的知识种下去，还需要能够期待有关中国的客观和真实的认知长出来——都要求我们送出去的是有生命力的种子而非单纯悦目的花朵、丰美的果实同时内涵着顽强的种子。

　　这就需要我们把文化理解到位，把跨文化素养提升到位，把信息远程投放机制建设到位。“种子”的含义，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节点上不断督促我们，充分认识到个体特殊性和主体性的养成机制，在全球传播生态视角下全面更新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和理论正逢其时。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曾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代入国际传播领域，每个个体主体性丰满程度，文化自信程度，跨文化素养能力程度，构成中华文明在全球充分传播的前提。

　　2024年，距离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有四分之一世纪，中国从政治上独立，到物质上脱贫走过的道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路和道路。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汇入国际传播第三次浪潮，将国家力量运用于个体层面的发展，实现精神上自持，主体性丰满，文化自信普遍，跨文化能力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最终落脚在个体物质生活审美化生存、精神生活丰满自持。最终，在任何国际化语境下、面对任何国际文化个体的时候，跨文化素养和能力普遍提升，彼时，中华文明的种子，在散布在全球的华人身上生根和绽放，或可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传播领域和国际传播领域的智慧和贡献。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