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秩序和格局深受传播技术革命的影响。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生态和资源配置形式，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格局。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深化发展，数字媒介也时刻处于复杂的演变进程中，为人类的交往活动赋能，并对传播场景、组织形式和感官体验等层面进行了重构。

　　然而，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给社会传播活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给新环境下的国际传播带来挑战。随着传播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信息网络的国际政治效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日益凸显，争夺网络空间优势成为国际政治权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政治权力博弈已经涉足“第五空间”。各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网络安全为目标，围绕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互联网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它不仅是技术工具，也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工具，即追求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这种“非中性”作用既可以是现有霸权国家通过信息技术领先和网络空间战略先行提升自身的国家实力，从而维持既有的权力地位；也可以作为其对外行为的重要手段，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最终实现政治重塑的战略意图。

　　由于不同国家、地区、阶层之间的媒介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数字鸿沟持续扩大，为国际传播秩序的重塑带来挑战。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一旦占领技术制高点，也就掌握了网络空间政治主导权以及网络传播空间的话语权。

　　在国际政治领域，互联网作为国际政治延伸的新领域，其原先的权力结构遭到了颠覆。但是，此前存在的强者逻辑并没有被改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得的技术优势，在互联网空间中先下手为强，抢占了空间政治的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定义权，致使互联网空间政治结构处于失衡状态。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已成为摆在全球社会面前的严峻难题。

　　亨廷顿说过，“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历史、文化和民族等因素带来的矛盾、排斥和隔绝交织叠加，导致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利益和文明冲突导致国际思潮的风起云涌也会引发国内思潮的联动转向，非理性、风险性、反智化因素与日俱增，思想层面的渗透暗流涌动。在当下这个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将再度陷入持续性危机之中，文化之间的交流面临困难和险阻，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日益凸显，为国际传播的推进造成了阻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分别对应现实和虚拟世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也促使人们的目光打破政治、经济、生态领域的局限，投向更加广袤的网络领域。由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细化和深耕，为互联网传播格局和舆论话语权分配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现路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验层面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评价和支持，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实践层面结合具体现实进行优化改进，规避国际交往中的“零和博弈”陷阱，真正实现各层面的合作共赢，寻求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