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和马力主导的农业文明、资本和化石能源主导的工业文明，以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统筹人力、资本、资源和信息发展的生态文明，是迄今人类文明发展的三种形态，非线性呈现在当今社会，见证、启示也呼唤着多领域、多层面对于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及其秩序重要性愈加深重的关切。

　　农业文明形态下，信息不对称传播衍生出“传播权力”或者“第四等级”等概念，并由此建构其上下游产业生态；但社会发展的主动力还是人员和物流，信息发挥着辅助的作用，构造了政治/权力主导型的农业文明社会。

　　依托工业革命开启的全球资产阶级革命，释放出来巨大的自由人力资源，与自由资本进行充分的媾和，缔造了人类诞生以来较为发达的全球自由市场型工业文明形态。但是资金和人的自由流动推动的产业化，对信息的充分流动和平衡秩序提出独特和高级的要求；这其中，传统媒体就从以往的辅助地位，被设计进入工业文明系统的精密组件，参与、支撑和见证了工业文明的全部进程。

　　到今天，基于信息传递技术的发明、改造和更新，信息传递基础结构的革命性重组，导致不仅仅是信息传播自身生态的变迁，更是带来整个物质文明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重组。可以这样说，信息流会因为这些出色的表现为生态文明涂上浓重的信息技术发展底色和亮色。此时，信息传播技术以及理念，已经从资本和工业文明下的配套制度设计，演变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发展支撑——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生态文明新形态，带来巨大的深层重组效应：无论是媒介化生存，还是数字化生存，数字政府，数字文明，都见证了人类社会形态对于传播技术，无论是生态还是制度设计上的更高级要求，尤其是从命运共同体而非零和博弈的视角下为人类文明稳定持续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中国的网络强国战略，是在上述宏观历史大势下精准判断下的擘画。网络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汇入产业强国战略，共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讲好中国和世界故事，将中国的发展有效编织进入世界稳定、发展、进步的叙事体系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精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外延，也打造了当下全球传播的道德制高点；由此，“和谐世界”而非“文明冲突”的假设，顺延的结论就是“文明互鉴”的文化交往路径，共同作为网络强国战略的强大理论支撑。当今，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统摄下，上述战略和路径目前呈现出多机并行、齐头并进的运行程序，并从逻辑上实现了高度自洽。

　　首先，谋合作、求发展、图共赢既是中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底层逻辑，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层逻辑。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郑重阐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些体现出中国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朝向科学、合理变革的理性精神，是确保互联网普惠、开放、共享精神落到实处的原则，也是确保互联网发展以及基于互联网所推动的资源重组、产业升级和新兴实体领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保障。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对网信工作的重要指示中“五个使命任务”的第五项“谋合作图共赢”，于今看来，既是全球互联网治理“四项原则”的逻辑延伸，是中国网络强国战略的支撑逻辑，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层指导，再次向世界强调了中国视角——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向善而行的本质。

　　其次，“两个结合”强化了网络强国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国际传播的共情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这是立足底层逻辑、迈向高层逻辑的发展的精神逻辑，是信心逻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三个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学理定位，到“两个结合”中强调当代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优秀传统的精准定位和全面对接，不仅仅是中国立国和发展精神的历史性、科学性概括，也向世界解释了中国之所以是现在的中国的精神源泉；进而，用“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承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历史传统，也用一个极具国际传播潜质的术语—— “现代化”概念。从传播视角来看，是国际受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共同经验范围，从容不迫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概念与世界对于“发展”的认识从认知层面进行对接、对话和国际传播。此时来看网络强国战略，就是世界范围不同国家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路径，是全球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探索，是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目标的中国贡献。《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呼吁各国应秉持开放理念，积极搭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不同制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包容性发展。倡导尊重网络文化的多样性，提倡各国挖掘自身优秀文化资源，推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开展网络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共生。在“文明互鉴”的思维路径下，“两个结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将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的再一次思想解放，打通中外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审美共通性通道，有效地推动在国际传播舆论场中的中外共情逻辑演绎。

　　再次，网络强国战略，汇入平衡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建造的历史洪流，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高速公路”的物理性拓宽，也精神性地注入了新的“交通逻辑”，为世界和谐发展提供健康保障。平衡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其内涵，是不同文化交往的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平等协商过程与结果。在当今的全球传播生态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而非“零和博弈”视野下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革命，发挥着类似世界文化交通秩序规则引导员的功能，影响着各国的发展导向，规约着发展路径的自律性，最大限度拓展文化审美共通性的选择度。从理论上来说，网络文化的互融性、世界性和去语境化等物理特点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路径，为寻找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历史和传统导致的产业和话语、文化霸权，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演绎着一轮又一轮的传播生态的重构博弈。随着影视文化产品（商品）、语言、多元化信息内涵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主导的新兴全球传播生态圈内的批次、分时段投放，尤其是中国声音的增加，正在对全球传播生态发生微妙和持久的改变。浓语境性（high context）的“在地文化”与去语境化国际传播生态的挑战性博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设定对话并形成有机互动张力。一方面，网络的海量内容和极速传播无限稀释了国际传播的物理空间，削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张力刚性，增强了跨文化的韧性；另一方面，遽然迎面而来的异质文化短时间、小空间、弱张力下冲击在地的均质文化，而在地文化的均质性本来也在本土多元化网络信息传播的稀释冲击下已经摇摇晃晃，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很容易就会被外来文化中与受众认知和实践中的共通经验范围产生共鸣和共情，传播本土结构发生巨震，国际对话大门徐徐打开。物理意义上看，网络隐藏了肤色、年龄、性别等物理要素的差异和认知边界，作为曾经的文化偏见滤镜貌似不断隐退，使得网络文化传播具有某种“去语境化”特征；当然，从现实、辩证地看，只是从屏幕前隐退，并没有根除，因此，从精神意义上来看，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物理滤镜客观效应的顽固性存在，开放自由的空间则又为各种网络戾气保留了空间，局部放大了文化成见，将历时性的、空间性的文化偏见进行搅拌和重组，又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文化偏见。无论屏幕后面的是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网民，只要其观点相同就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和对某一话题达成一种共识，甚至进行某种网络动员。从历史和学理层面来看，传播领域已经演变为新文化的大熔炉，将原本存在于不同文化人群在认识层面的伦理性良知进行重组，这些良知经过历史积淀下沉为制度性规约和法律性条款；但是，网络对于现实利益结构和理想发展目标的冲击，亟需、更需在全球发展新生态下用更高的逻辑进行统摄——此时，带着平衡世界传媒秩序，定义和定位高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强国战略的支撑下，提供了新时代文化交流的交通逻辑，成为时代的选择。

　　综上，中国的网络强国建设保持、同时超越经济利益层面的初级合作和发展，当下，求共赢的理念与全球传播格局建设呈现出同频共振的关系，网络强国战略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呈现出国际共情传播的逻辑特征；网络强国战略，还有一个世界性的使命或者发展愿景，就是为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和谐共处提供精神性的、指导性的“交通逻辑”，为平衡世界传媒秩序、平衡国际传播格局，不仅发出中国声音，发出全球所有弱势群体的声音，也朝向全球传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齐头并进、共谋发展的格局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审核：李建军

　　网络编辑：张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