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舆论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社会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独立显示社会舆论的法庭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的基本认识，与作为他们理论渊源之一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黑格尔等学者关于舆论的见解十分接近。卢梭认为，舆论即公意，公意是公众意见最大的公约数；伏尔泰说过，舆论是世界之王；黑格尔指出，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这些思想，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指出，在德国，影响舆论的工作具有革命的意义，因为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就是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

　　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最早出发的理论基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报刊的一般性质就是表达社会舆论的广泛和敏捷：报刊时刻做好经常的战斗准备，并且总是满怀对于这种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马克思甚至强调，报刊不仅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这些深刻的认识和富于理论性的表述，值得中国学者不断深刻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者来说，应该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论述，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谛，也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准确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实践中，而忽视对经典文献的研究必将导致实践上的巨大偏差。

　　直接研读马列原著，不要转引别人引用的马列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观的绝大多数论述，都可以在各种版本的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但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文章，以及涉及这方面内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关于马列的引文差错普遍较多；不少引文断章取义作者却不知（因为是转引的）；大多数引文的出处，不论哪一卷，出版年代竟都是同一年；全集、选集、文集混淆，搞不清版次。第一位作者引用的内容断章取义或标识的出处有问题，会引发后面转引的一连串同类错误。这种现象在本学科引用马列著作的文章中颇为普遍，不是个别现象。这些都说明，多数作者没有去阅读原著（当然更谈不上研读），而是根据别人的引用再转引。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对报纸版面进行彻底改革，具体表现在要加强党性，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战斗性，与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加强组织性，密切注意根据地的实际工作，指导群众运动的发展。改版以后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阐发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点和主张。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而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到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这也是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党报发展的角度看，《解放日报》的改版对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等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党报的“四性”，以及全党办报的指导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观，对新闻真实性原则进行了阐述。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党报思想和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事业的基础。这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是《解放日报》在改版过程中抓住的最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当时的党报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今天党报事业的守正创新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超越了狭义新闻观的视野，从更加深入的社会视野和历史的视域，将新闻观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置于意识形态竞争乃至斗争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揭示新闻观背后的意识形态关系，及其他与现实权利之间的复杂关联。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度地嵌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当中，我们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能割裂它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联系，更不能割裂它与语境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固化的教条，其真理性是语境化和条件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始者，旗帜鲜明地主张报刊的倾向性，并明确把价值立场定牢在人民。

　　我们考察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整体地将其置身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当中，简单化地抽离，将其视为专业主义的理论、职业的理念和价值规范，会割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关联。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源自外来，进入中国以后，深深地扎根于本来，走向未来。从西方进入中国，再从中国走向世界，完成了时间和空间的大循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一定是将其放在中国和世界大的结构和语境当中，进行观照和回应。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我们党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党报党刊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和重要的政治阵地。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新闻思想，积累了丰富的运用新闻媒体指导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经验，初步构建起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新发展了党的新闻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牢记传统，不辱使命，守正创新，继续前进，最终建构一个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经验，既具有学术和理论价值，又富有实践和现实指导意义，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体系，增强理论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引领学术方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正在推进党的新闻舆论事业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价值的升维，是党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发展。

　　首先是理念的发展，表现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原则的统一、正面宣传与新闻规律的结合两个层面。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服务群众、教育群众，既要满足群众的需求，又要提高群众的素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传统，这既是一种宣传技巧，也是一种动员方式，此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还要适应新时代创新变革的背景，围绕新闻舆论的时机、力度和效果三大要素的动态平衡进行技术赋能和时代呼应。

　　其次是功能的发展，表现在国内网络空间的新治理、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提升两个层面。既要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和数据的安全，又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既要立足于国内的传播经验，还要放眼全球的传播格局，从话语体系的建设、传播能力的增强、中国故事的讲述三方面不断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最后是路径的发展。一方面，媒体融合是系统化长期工程，建立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是其最终指向。媒体融合既是为了帮助传统的主流媒体走出发展困境，也是根据当前新闻舆论生态找寻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另一方面，要实现技术精准升维，打造以智能、智力、智慧为核心的“三智”媒体平台。而“三智”媒体平台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在价值引领、内容建设、体系革新和业务拓展的各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为导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经验、新理论、新规律，不仅深化了党性原则、新闻真实性、群众路线、政治家办报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的内涵，并且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和传播格局的变化，对新闻传播、舆论引导、互联网发展与管理、新兴媒体、媒体融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认识的科学原理，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深化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新闻舆论在形成和影响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警惕负面、错误的舆情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危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创新新闻舆论工作机制，要求主流媒体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抢占网络舆论的制高点，精确研判舆情动态，提高新闻舆论引导效能。面对新闻传播信息不平衡、信息鸿沟、知识鸿沟所带来的国际产品秩序不平等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新闻舆论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传播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和新要求，科学回答了事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期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和前提性问题。在如何精准有力把握新闻传播发展趋势、推动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新时代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谱写了新的篇章。

　　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需要注重其形成的历史脉络、提出的时代背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角度进行整体的把握。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世界范围内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更加频繁，如何防范西方的分化战略，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稳定非常紧迫。从国内的环境来看，经济社会转型给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从传播技术看，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能不能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首先，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基底。离开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三大体系”就如无本之木，有时甚至会表现为一种朴素、强烈，但是未免空泛的本土化学术激情，或是非此即彼的学术选择和强行为之的话语修辞转向。只有筑基于、根植于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标尺，循于历史，依于逻辑，对重大的、根本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作出响应和答复。

　　其次，自主的知识体系应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主的知识体系包括问题、思想、理论、方法和场景等多个方面，其中，问题是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正是由于我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才唤起了人的自觉醒思和主动的思想理论建构。当我们试图以某些继承的、现成的概念或理论为逻辑起点，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时，要么陷入以话语拼接话语，乃至以话语重复话语的知识、孤悬、空转和内卷，只带来虚假的知识增值和学术产出；要么会发现一旦我们仍然围绕着概念和话语打转，其实绕不过西方已发展百年或更长时间的概念和理论。因此，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特别是那些重大性、根本性问题，由这些问题作为牵引，创生或者重构概念、思想、理论和方法。

　　最后，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吸收、转化、融入的过程，从学术上讲，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的过程。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关切、关怀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命运，这就要以产出中国知识、提供全球方案、彰显世界意义为目的，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展开对照和对话。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需要重点把握“三个面向”和“四个化”两方面内容，从而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创新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三个面向”：要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必须以“四个化”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第一，学科体系要优化，学科体系是指由一个学科和其他学科共同构成的一整套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框架、大体系，新闻传播学科要更多地同其他学科交叉、协同和融合，才能共同解决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历史使命。第二，学术体系要强化，构建学术体系不能基于碎片化、零散化的知识，而要依靠成系统的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面向实践问题和重大战略问题的体系化研究。第三，话语体系要活化，我们要对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范畴、概念进行深度研究，将其抽象化、普遍化之后，才能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价值，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第四，社会贡献要深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需要面向我们的实践，面向我们的行业，乃至面向国家的社会治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前半句说的是用时间征服空间的传播活动，相距几百米，一个个烽火的点燃，就是用时间征服空间、从而实现对信息的一种传播。“用时间消灭空间”是马克思使用的一种形象化表述，马克思曾说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到今天在线会议软件的使用，都是用时间征服更广阔空间的当下体验，推动了低成本、更为平凡的交往和传播，这是这两年来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最为强烈的感受和体验。

　　媒体的普及加大了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在人人都有社交媒体、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情况下，谁最先掌握了信息，谁就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微信、微博、Facebook这种传播方式实现最广泛的空间征服。而传播主体多元化导致传播的不是新闻，是信息，由此新闻的传播社会功能就被信息传播包围、淹没、吞噬了。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媒介技术带来的传播形态的改变，深层次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内心、人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即媒介技术形态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心灵关系的一个重构。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所谓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之下，媒介正在深度参与到社会的互动之中。这种深度媒介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新技术环境下出现了更高维度的媒介实践，即新媒体技术平台已经成为传媒业持续突破的关键行动者，其网络化逻辑已经改变了社会信息生产的底层逻辑，媒介在重构社会的同时也在重塑自身的场域。因此，学者们在提出“万物媒介化”的观点时，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深度媒介化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媒体的定位和功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传递，它已经被当作是一种基础设施，嵌入到社会结构的运作之中，把控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流动。

　　新闻传播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协同培养成为人才培养的立足之基。在如今多元的传播形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新闻传播事业的党性原则愈发重要，新闻院校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弘扬主流价值、传播先进文化，为党和国家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重要任务。

　　新闻传播学科的交叉性使得协同育人成为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从内部层面看，伴随着技术的演进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体融合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战略部署，因此新闻传播学科愈发凸显了其内部专业间的交叉，“全媒化”成为培养目标首位。从外部层面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及其行业实践都直接体现着交叉的特色，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计算机甚至医学、心理学等多元学科交叉形成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视阈层出不穷。

　　新闻传播学科的实践性使得协同育人成为我们培养卓越新闻人才的必由之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更需要强化学科的实践属性，锚定行业变化、现实需求，将理论研究和业界实践贯通结合起来，着力培养能力全面、技能扎实的专业化、应用型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是我们理解和思考学科发展的大背景，新闻传播学科应该挖掘红色基因，强化红色血脉，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设。

　　落实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的发展，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中的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和建构，尤其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建设。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要有破有立、逐步打造新的概念，形成理论体系，要加强学派建设，这是学术繁荣活跃的基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风建设，营造健康的学术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这个内涵，“三大体系”就如无本之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确立逻辑起点，重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生产。

　　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缺位、失语的问题后，还需要在全面融通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能成为被表面尊崇实则割裂的“特区”“飞地”，而应“脱虚向实”，真正贯穿本学科的知识图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的全面融通也需要做好这两个结合，对新闻传播学科传统上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进行升级再造。

　　（以上发言内容均来自“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闻舆论思想”学术论坛，不代表本网观点。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