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确立逻辑起点，重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生产。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缺位、失语的问题后，还需要在全面融通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能成为被表面尊崇实则割裂的“特区”“飞地”，而应“脱虚向实”，真正贯穿本学科的知识图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的全面融通也需要做好这两个结合，对新闻传播学科传统上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进行升级再造。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围绕“概念—理论—理论传统—研究范式—思想体系”的框架展开。首先是基于中国火热的传播实践形成原生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再经由这些理论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进而将这些理论传统归纳成为不同的研究范式，最终形成中国传播学自主的思想体系。循着这样的逻辑和框架，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会更加明确。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一，要筑牢多元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是我们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第二，要注重问题导向。我们要通过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来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三，要坚守人民立场。要关心人民问题，维护人民利益，总结人民经验，服务人民生活。第四，要把握实践标准。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源于中国实践，再反过来指导中国实践。

　　具备超越性和想象力的学术贡献。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漫漫征途中，一个阶段性成果就是某种学派的出现和得到认可。以新闻传播学的相邻学科社会学为例，正是由于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的存在，社会学的中国化才有了现实可能性，也才能够得到全球认可、获得世界声誉。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凌空蹈虚，相反，它必须建立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学术贡献上。这些学术贡献既立足于中国实践和我们自身的地方性知识，同时也能够实现全球对话、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学者们把扎实的理论储备、全面的知识积累和立足中国大地观察思考结合起来，发挥好学术想象力，通过一个个出色的学术成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思想、描摹新蓝图。

　　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首先要以历史眼光看待理论，了解多个理论传统。比如现在流行于世的新闻理论往往围绕“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展开，并将这些理念奉为圭臬，置于新闻业的神坛之上不可辩驳。然而，如果回到西方新闻业诞生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以及20世纪初大众报业的转型，就不难发现“新闻自由”的核心是保卫资产阶级贸易自由（甚至包括奴隶贸易的自由），“新闻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面在为新闻业提供整套“科学报道”的操作化伦理标准的同时，另一面也逐渐失去了新闻业本来具有的社会批判力。这样一种根植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新闻传播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新闻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但是这种“去历史化”的理论却成为一种先验正确的彼岸，一直环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

　　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即是“以中国为观照”的自主性，体现出对“民族学术地位和权力”的追求，它既是价值观、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主性，也是主体自由选择的自主性。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发展，过于倚重“西方体系”与“西方经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于“西天取经”式的“创新性发展”，而忽略了新闻传播自身的本土性与民族性，久而久之，则造成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自主性与原创力不足。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将“自主性”加以强调和突出，实则是为未来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线。正如王润泽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自主是一种态度，一种信念和一种立身学术的境界：不卑不亢、自信谦卑”。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和线索，在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国内外新闻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根植实践、守正创新。还是以上述新闻真实为例，运用马克思主义视角述评西方诸种真理观时可发现，符合论真理观忽视实践并割裂主客体辩证关系，解释学真理观缺乏彻底的批判性和改造世界的动力，实用主义真理观脱离唯物主义且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彻底的批判性和鲜明的人民性，由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生发出来的新闻真实论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指导中国的新闻实践。此外，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强调“人民意志”，提出报刊的使命是“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认为报刊可通过舆论引导，将局部的“私人利益”转化成更多人关心的“普遍利益”，从而促进问题解决和社会发展，这些论述都为新时期新闻舆论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