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创新：探索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可行途径

　　基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我们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工作，国际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体系已初具雏形；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的新阵地和主战场；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全球；中国国际传播的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区域和节点城市；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有清醒的认识，冷静面对其存在的诸多短板，准确把握隐藏其中的突围机遇与发展空间。

　　身处“西强我弱”“东升西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颠覆式创新”势在必行。如何构建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如何进行颠覆式创新？这是一项由“系统性创新与顶层设计”“传播者”“传播用户”“传播产品”“传播平台与业态”“传播效果”六方面构成的系统性工程，缺一不可。

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效应不断显现，对于未来国际传播工作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深入研究借鉴。第一，关注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具有现实公共性与潜在风险的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以敢为人先的姿态形成引领、示范效应，树立中国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二，视觉符号是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它以直观、形象的呈现淡化了“宣传”色彩，并通过对比、联想等隐喻手段加深着人们对于符号传达意涵的认同与理解。第三，中国的形象符号系统应该与时俱进，在传统元素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在进行符号系统拓展与更新的同时，还应当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发展和中国成就的故事。

劳动二重性的集结号：加快推动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边界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者提出了总体要求：第一，朝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生产群体的“抽象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战略任务开始新知识生产；第二，朝向新闻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者——信息生产和传播群体的“具体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任务开启全球传播新生态建设。新知识生产和全球信息传播能力建设逐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二重性的一个集结号。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有必要从哲学、思想、理论和实践等层面深入解读和贯彻执行。

大变局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道”与“路”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急变量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国际政治风谲云诡，与新冠疫情的冲击叠加，作为新变量带来了层出不穷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当前，技术环境与国际社会环境的耦合，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在这种大变局下，能否建强适应大变局下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多语种国际传播教育联盟等机构相继成立，不少院校相继建设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等人才培养项目。如何做好新一轮大批量高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走对“道”，选对“路”，正心明道才会行稳致远，取势优术才会以术得道，事半功倍。

守正创新、融通中外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什么是“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所谓“话语”，简言之，就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概念、范畴、表述，背后是思想，讲的是道理；所谓“叙事”，就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要素构成的故事、情节、叙述，背后是事实，谈的是实践。话语与叙事的关系，就是主观思想与客观事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指的就是根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历程与中国人民伟大斗争实践，基于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归纳提炼形成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表述，以及立体化的故事、情节、叙述。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就是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深度平台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支撑的跨国互联网平台上，国际传播正在日益融入一个由平台主导的数字经济和信息传播新生态。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嵌入这一技术、商业和政治逻辑，从而实现国际传播的借力效应；如何夯实自主可控媒体平台的内容优势，提升其与跨国平台的精准对接能力；如何尝试走出平台资本主义框架，孵化更具国际公共性的另类跨国互联网服务平台，以上三方面的深度平台化追问也许可以构成探求国际传播规律、创新国际传播理论的切入点，进而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探索平台社会语境下的网络国际传播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升国家参与全球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并提出“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任务。这一要求主要基于全球权力格局与全球传播秩序的深刻变革，对国际传播提出了全新要求和系统阐述。当前，世界形势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全球政治和经济权力正在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传播景观。尤其是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YouTube（油管）等超级互联网平台正在逐渐主宰全球传播，打破了原先主要由专业新闻机构和影视文化产业所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新兴媒体、自媒体传播技术的兴起，使我们面临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和舆论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也为新时期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跨文化对话中构筑国际传播的同心圆

　　可理解的跨文化对话是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依托。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依托可理解的跨文化对话，方能逐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面向人际交往层面的种种冲突和伤害，具有不同价值观、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急迫地需要以一种共享的、开放的传播观实现彼此间的协商和共存。跨文化传播中的互惠性理解努力基于生活事实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对话式理解，在文化差异中形成互补性知识，使得人们在跨文化关系中不断地丰富自我、平衡自然和社会环境。

做好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传播效力概念有所不同。当下国际传播能力评估体系包括能力评估、能力-效果评估以及效果评估等模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国际传播效果评估要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国际传播能力的测量指标可以以信息覆盖的区域广度、设备先进程度、内容精致程度、人才储备等来测量，但是传播效果则是以传播对象为核心的测量方式。效果评估的测量指标涉及用户的感知、认知、态度、行为等等。测量对象可以是某事件、某产品或者某品牌的受众或群体。效果导向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揭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投入产出比，反思传播过程中的得当与失当，进一步调整传播战略。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下，迅速感知用户的选择和评价并快速改进方案意味着能够为国际传播争取更多机会，而不是重复无用功。

全方位阐释“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迫切需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自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来，我国在国际传播的实践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现有的“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下，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依然存在着传播效能不高的问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仅是为了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国际传播窘境，更是为了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的中国倡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融入更多的中国故事，全方位阐释“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对此，我们需要从顶层设计、指导理论、后备人才培养等三个维度持续发力，全方位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特别声明：学者排序按照来稿先后顺序排列）

　　（感谢段丹洁对本专题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