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关键节点，中国与世界正经历深刻的格局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幻、数智技术的迅猛迭代，既为新闻传播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孕育着突破性发展的重大机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创新发展锚定了方向，而全球传播生态的变革，则倒逼新闻传播行业和学科在变局中破局、在创新中前行。

　　国家战略部署为新闻传播学发展筑牢根基，政策红利正在释放学科想象力。《建议》明确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新闻传播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主流媒体亟须打破体制机制壁垒，重塑从生产、传播到消费、反馈的全链条模式，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议》强调的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更推动新闻传播从“技术辅助”向“技术驱动”跨越，催生了智能采编、沉浸式传播等新型业态。同时，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部署，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要求新闻传播学研究聚焦话语与叙事体系创新，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内容，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全球传播格局重构带来新挑战，更暗藏创新机遇。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化带来“全球南方”的叙事真空。美欧右翼崛起，使其媒体公共性骤降，拉美、非洲、东南亚国家开始主动寻找非西方的叙事模板。推动全球传播从“西方中心”向多极化转型。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深刻影响全球信息传播秩序，这种格局变化既带来了区域国别差异下精准传播的挑战，也为新闻传播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以往单一化的传播模式已无法适应多极世界的需求，倒逼行业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受众需求，实现“一国一策”的精准传播。为区域国别研究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精准致效”的试验田。“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更为中国提供了新的传播伙伴，新闻传播学可聚焦南南合作中的传播实践，总结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声的经验，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成为新闻传播学创新的核心动力。生成式AI、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逻辑，实现了内容创作的高效化、传播渠道的精准化。但技术革新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等问题，考验着行业的伦理底线与监管能力。这一矛盾恰恰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课题：如何规范技术应用、防范技术风险，同时推动新技术的包容性发展。面向老人、儿童、女性及乡村群体的数智技术应用，成为行业创新的重要方向。新闻传播学的机遇在于，把技术包容性转化为可验证、可复现、可标准的研究路径。当包容性被具体化为可量化、可干预、可评估的变量时，新闻传播学就在与计算机、心理学、法学等学科的交融中形成真正的学科交叉增量。

　　网络生态建设的全球共识，为新闻传播学拓展了研究与实践边界。网络已成为新闻传播的核心渠道，构建良好网络生态、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成为全球业界与学界的共同诉求。从网络生态到数智善治，其核心是协同，其关键是效能。这要求新闻传播学不仅关注内容生产与传播，更要深入研究网络空间的治理逻辑，探索数智化网络赋能社会进步的路径。从算法伦理的规范到虚假信息的治理，从网络舆论的引导到跨文化交流的促进，新闻传播学需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中国在网络综合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新闻传播学可总结中国经验，为全球网络生态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2026年的新闻传播学，正站在政策赋能、技术驱动、格局重塑、生态重构的多重机遇交汇点。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新闻传播业界与新闻传播学界需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中国实践、放眼全球视野，在主流媒体变革、主流舆论引导、国际传播创新、数智技术应用、网络生态建设等领域深耕细作。要主动拥抱变革、勇于创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完善理论体系、提升实践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传播变局中抢占先机，推动新闻传播学和新闻传播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更坚实的信息桥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