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点明了思想源头、吹响了各方力量的集结号，也指引了国际传播未来发展的战略主攻方向。国际传播领域亟须深入思考，深度破解。

　　首先，“长期努力”饱含着中华民族卧薪尝胆、披肝沥胆的革命和建设史，由此萃取出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当下进行国际传播战略规划、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的思想“三江源”，也对应着国际传播的“三大变局”。第一个变局，是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思想和实践领域开启了“古今之辩”和“中外之争”，为此，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奔走呐喊探索实践。第二个变局，指向的是17世纪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瓦解，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美洲和亚洲的崛起取而代之。事实上，“中外之争”也由此从中国之外启动。第三个变局，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和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另外一种理想道路选择和先进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并为国际政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直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直接化解了古今、中外之辩的思想斗争。此时我们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长期努力”，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国际传播领域如何依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在理论上深入挖掘上述三个有关变局的思想和国际局势变迁，实践层面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学理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和方向合法性进行历史还原、理论下沉、视角融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实践就有了丰富的思想活水源头。

　　其次，“四个自信”诠释了“更有条件”的“条件”。世界文明演进的一般状态或者理想是，姑不论方式和道路，从过程和结果上实现文明进化的共赢就是世界性贡献。但，诸多文明古国创造、传播、贡献给世界的本土文明，在全球化时代洪流下，没有来得及被彻底阐释、传播、落地、传承和认同，就在美欧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其价值被相对稀释，甚至被无限压缩为趋于惰性的世界文明元素。在东方文明的全球化和美欧文明的全球化双重震荡下，后者对东方国家文明演进历程的影响呈倍数、压倒性效应。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特定国家、地区和人群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借助殖民侵略、战争和国际传播被“文明化”，以人类“普世文明”的面目对东方本土农业文明进行战略植入、楔入甚至置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去殖民化浪潮迄今尚未完成其历史使命，被新形态的文化新殖民主义延续和取代——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美国学者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作为战略传播的核心思想，其实质是美国借助自工业革命和殖民时代以来，西方文化通过工业文明的全球传播和强行植入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的文化优势，收取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以弥补和提升美国文化霸权，与其军事和经济实力霸权相辅相成，推动美国资本全球性权力行使，维系其全球影响力。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文化自觉，并用文化协商（对话）的方式进行国际传播，通过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屈膝、弯腰到平视世界，自信是民族命运的主人、世界文明发展的参与者，人类文明未来的贡献者——上述转变，为被西方传媒“普世化”、一般化的“文明”加上“中华”主语，“现代化”加上“中国式”主语，再现了中国东方古典文明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魅力，再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思想贡献，再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进而为“文明互鉴”注入深刻理论内涵，诠释了“更有条件”中“条件”的中国内涵，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规划的四梁八柱。

　　同时，“四个自信”也是国际传播的思想起点和实践指导。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来看，“四个自信”蕴含着“古今中西之争”中“争”的四个维度。本来，每个文明体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是互为他者，互相借鉴。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对于不同文明形态的交流互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殖民主义”割裂了不同文明主体自我演进变迁的历史和轨迹。二战结束后，美欧主导的“后殖民主义”在领土殖民之后以文化殖民的方式继续在发展道路选择、发展思想根基、制度建设路径、文化思维方式四个维度上进行着古今中外的深度争夺。从一些争论就可以一窥端倪：从思想上看，有“全盘西化”等极端化思潮中外激荡，也有处于中间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等折衷视角循环往复。从制度和道路上看，“现代化”的界定中，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作为一种界定维度，就从侧面体现出这些思想背后浓厚的西方起点、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超越了这些领土和文化殖民主义历史，深度进行后殖民批判，在中国、中华民族的视野下，用世界文明共生共荣的逻辑替代“斗”场搏击，零和博弈，化“争”为“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下，将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融入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再次凸显了中国品格、中国智慧、中国担当。

　　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从学理和实践层面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化解之道。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大意义在于，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逻辑假设下的延伸，既反映了全球需要安全，需要发展，更需要交流的意愿，也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的贡献——打破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以谦逊平和的姿态拥抱世界，以中华文明智慧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

　　和当前全球传播生态直接相关的意义在于，全球文明倡议提出，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框架下，向世界民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将有助于消融文化偏见，减少文化误解，降低文化折扣的负面影响，以平衡传播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国际传播事业也将服务并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的学理合法性基础。

　　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将中国传播出去的重任，打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思考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学派，如何借由国际传播重构世界的中国观、中国的世界观。个体层面不断提升自我跨文化素养，机构层面以充足的智慧和战略顶层设计来打造中国国际传播百年工程，进而全力、高效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未来可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