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发生过很多不平凡的事情，“苏超”无疑是这一年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之一。“苏超”对于足球、对于文旅也许可以有多种解读，但从传播学角度看，却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文化变革层面的意义。站在2026年的门槛回望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其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它向我们昭示了媒介化进程中的特质——个体化文化实践的崛起。

　　众所周知，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机械印刷术，标志着一个历史起点的到来：预示着媒介将参与建构社会现实。此前，语言符号建构社会现实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而媒介建构论直到20世纪后期才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真正让媒介发挥社会建构作用的时间节点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普利策开启的大众化报业模式，标志着一个“中介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从此再也离不开媒介，由此作为“社会总体性传播”的一套体系逐步形成。重资产、机构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开始处于信息生态的顶端，控制着社会整体的信息流量，型构了社会结构，也影响着文化生产的整体品位。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Web2.0技术的普及，实时交互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生态，节点传播成为这一传播生态的主要形式，平台节点与用户节点型构了新型社会关系，逐渐取代了传统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而促成这种传播格局形成的正是媒介化浪潮。德国学者克罗兹认为，“媒介化”是与全球化、商业化、个体化一样的社会“元过程”，这个元过程正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我们这个社会，“型构”了我们的社会：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商业形态，而最为突出的是交往行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模式和版图。媒介化进程中的技术驱动、社会重构、关系建构逻辑在文化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节点媒介对现实结构的改变表现为个体化实践成为媒介实践的主流，这种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UGC、UP主、网络直播等成为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实践，“一键三连”、转贴、评论区评论成为其主要形式。“苏超”正是这种个体化媒介实践的样本。“苏超”精彩处不在足球场，而在社交媒体平台，“自己玩”“自己嗨”的“玩梗”成为全民文化狂欢的一道风景线。如何看待这一高度浓缩、表演性强、传播迅猛且带有特定群体认同感的线上文化实践与内容生态？

　　“苏超”是一种文化表征样本，它预示着文化实践新主体的诞生，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促成了新的媒介生态、媒介逻辑和媒介实践主体，以Z世代群体为主体的实践主体，构成了一种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力量，基于新大众主体心理诉求和底层逻辑的文化生产，必然不同于传统媒体社会总体性传播时代的生产模式，顺应数字化、智能传播的媒介化现实，个体化媒介实践，代表了个体化和个性化的内容生产，同时也配合了平台算法的“最大公约数”逻辑，形成了个性化与同质化交错、递归循环的复杂格局，展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简单清新的精神气质。自我赋权、自我赋能，让这种参与式文化融合共生为跨类聚合型文本，其开放性文本，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审美体验。“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不再是禁忌，而是一种包容、接纳的文化姿态。内容趋向追求情绪冲击力和瞬间共鸣，而非复杂真实的日常。无论带有多强烈的“前台表演”性质，其自发性媒介实践都开启了一种文化新风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既有“情感契约”，更有媒介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互型”，“苏超”未产生足球流氓即是明证。

　　“苏超”是一朵媒介化进程中的“浪花”，作为社交媒体空间的文化现象，是技术逻辑、资本动力、社会心理和个体需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人对于连接、认同和自我表达的深切渴望。它映射出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交往建构现实正成为一种趋势性力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实践模式将成为媒介化进程中文化生产的新常态之一。留给我们反思的是，在媒介制度设计时，是否给个体化媒介实践留出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够创造出一种宽松环境，从而使其迸发出创造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整体进步。按照德国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的观点，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全球化的型构关系。正是这种总体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秩序力量。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世界完全被媒介“殖民化”，也不是自始至终都被媒介逻辑直接影响，而是一种机遇。所有媒体在降格为传播节点后，彼此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这对于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来说，多少应算是一种启示。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