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学术生活，于我而言，是在确定与犹疑之间反复摆动的一年。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国际传播研究者，我习惯于在理论框架中讨论“走出去”的中国故事，也常常在课堂与论文中拆解概念、分析路径。然而，真切且深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研究方向与学术角色的，并不是一次理论突破，而是一段发生在研究之外却深深触动研究本身的经历——因“2025年中华文化大乐园—南非德班营”公务出访，在德班地区与当地华侨及其子女虽短暂但深度的朝夕相处。

　　南非德班的华侨主要以福建人和广东人为主，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他们从事“中国制造”批发零售、“中餐厅”餐饮和纺织厂等轻工业，在德班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既积极融入南非社会，也通过中文教育等方式传承中国文化，非常爱国团结，关心中国发展，是当地华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德班地区的华侨子女，天然处在国际传播的交汇点。他们既熟悉中国文化的基本符号，又深度嵌入当地社会的语言与生活方式，因而常被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桥梁。然而，这次出访让我逐渐意识到，桥梁并非自动生成。若缺乏系统的文化教育与持续的对话训练，这种“天然优势”反而可能转化为表达中的困惑与身份上的摇摆。

　　本次出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却意外成为我这一年学术思考的“破壁”时刻。德班的城市气质安静而多元：祖鲁文化的在地性、英殖民历史的遗存，以及华人社区的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一种并不激烈却始终存在张力的文化共处状态。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海外华侨子女如何理解中国、讲述中国，并在多重文化之间寻找自我位置。

　　在德班的一所华文学校内，面向华侨子女的中华诗词朗诵课堂，成为我此行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几名孩子轮流朗诵《将进酒》《静夜思》《满江红》等耳熟能详的诗篇，语音语调尚显稚嫩，却字字清晰，神情专注。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在异国教室中响起时，教室里短暂地安静下来，那一刻，我能清晰感受到诗词所承载的情感力量，也看到了文化在代际传递中的顽强生命力。

　　然而，在随后的交流中，当我试着询问他们诗中“乡愁”意味着什么、为何明月常常出现在中国诗歌中时，孩子们的回答开始变得零散而犹豫。有的提到“想家”，虽然阅读过中华诗词书籍中诗篇的注解，却很难将诗句与更广阔的中国生活经验或历史情境联系起来。正是这一细微却真实的落差，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长期在研究中被我简化的问题——熟练朗诵与情感上的亲近，固然体现了文化认同的存在，但它们本身，并不必然转化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这一瞬间既让我感到欣慰，也让我隐隐不安。欣慰的是，中国文化并未在代际迁移中断裂；不安的是，这种以情感和符号为主的认同，是否足以支撑更复杂的跨文化交流。过去一年，我在研究中反复使用“文化认同”这一概念，却很少真正追问：当认同缺乏理解的支撑，它在国际传播中究竟能走多远？

　　课堂上，我遇到了14岁的陈同学。她出生在南非，却能背诵《论语》经典段落，并且熟练掌握了中英祖鲁三种语言。她告诉我：“在本土的国际学校里，我是‘中国专家’；在家里，我又是‘南非通’。”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得她能够自由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成为天然的文化媒介。陈同学的优势代表了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普遍特点：他们相较于老一辈，文化水平普遍提升，就业范围日益扩大，社会融入能力逐渐增强。他们不仅能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也熟知住在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接受习惯。

　　在德班华侨子女中，我观察到文化认同与文化理解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强化机制。当这些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产生认同时，会有更强烈的意愿去深入学习；而随着理解的深入，他们又能更好地向当地社会阐释中华文化，进而强化文化认同。这种良性循环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的单向传播思维。

　　从传播学视角看，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并非信息传递本身，而是围绕意义展开的持续协商。国际传播不是单向文化输出，而是多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过程。文化符号只有在被解释、被讨论、被质疑的过程中，才能逐渐转化为文化理解。对于海外华侨子女而言，中国文化教育若仅停留在知识传授或情感唤起层面，往往难以支撑他们在复杂语境中进行稳定而自信的文化表达。

　　这一认识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角色。过去一年，在科研考核、教学任务与项目申报的多重压力下，我时常在“深研”与“完成指标”之间权衡取舍。南非之行并未直接带来新的研究成果，却让我意识到，教育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一种被低估的基础性力量。文化理解不是自发生成的，它需要系统的课程设计、贴近现实的案例，以及鼓励提问与反思的教学环境。

　　当然，这样的理想并不轻松。在与当地中文教师交流时，我能清晰感受到他们对教学资源不足的无奈；在与华侨家长的交谈中，也能体会到他们在“融入当地”与“保持传统”之间的长期拉扯。这些并不宏大的现实困境，让我意识到，国际传播的推进往往并非来自高远的叙事，而是来自一次次并不完美的实践尝试。

　　回望2025年，这次南非经历并未解决我研究中的所有疑问，却为我提供了一盏并不耀眼、却足以照亮前路的“灯塔”。学术研究的喜悦，不只来自理论上的突破，也来自对自身立场的重新确认；而焦虑与困惑，则提醒我保持谦逊，警惕将复杂现实过度概念化。

　　或许，国际传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被认同的文化符号，更是经由教育与对话逐渐生成的理解。当文化传播从展示走向交流，从输出走向协商，其意义才会真正显现。对我而言，这既是一次南非之行带来的学术启示，也是支撑我继续前行的重要理由。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