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春节，窗外是断续的鞭炮与团聚的喧嚷，窗内只有一盏台灯、一方屏幕，与我相伴到深夜。屏幕上摊开的是《理解当代中国 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的教师用书书稿，光标在一行行说明文字间缓慢移动，仿佛在寻找某种恰当的落笔姿态。

　　这是一本以国际传播为特色的新型大学英语教材，汇聚了外语界诸多专家的智慧。作为编写团队中唯一来自新闻传播学科的成员，我既倍感荣幸又十分惶恐。看着教材中的地道英文表达与生动传媒案例，忽然觉得，自己像在两套思维之间穿梭架桥：每一次教学建议的落笔，都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地贴近大学英语课堂，如何更好地帮助修读大学英语课程的同学领悟国际传播的魅力。

　　常有人问我：“你是做新闻传播的，怎么‘跨’到外语教材里来了？”

　　其实这并非一时兴起。一来从新闻传播学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发展来看，其本身就在跨学科的知识共享和连接中开展对话、汲取养料、谋求创新；二来外语与传媒从来就血脉相连，外语专业训练的外语语言能力是有效开展国际传播的基础，其培养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构成了国际传播人才的能力重点，外语课堂亦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再说回自己，我的过往经历始终紧贴“交叉”二字：本科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经历让我有了较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硕博阶段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深造则进一步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

　　《理解当代中国 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的编写正是这样一次有趣的“跨界实验”。虽然此前我也主编了《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并获评北京高校优质本科教材，但这一次教材编写的体量更大、覆盖面更广、时间也更紧。我与北外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的张虹教授结对，承担“中国梦与青年担当”“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单元的编写任务。张老师是外语教育领域的权威学者，重视语言习得的阶梯性与教学逻辑的严密性；我则习惯从传播效果、叙事策略出发，想着如何在素材选篇与解读中，体现教材的国际传播特色。

　　起初的磨合，有点像两种乐器寻找合奏的节拍，最难的是“话语转换”，即如何把新闻传播学的有关概念，转化成外语课堂里可操作、可评价的教学活动？在总主编孙有中教授与主编何莲珍教授的引领下，团队经过多轮碰撞，决定除了传统的内容理解、语言运用、思辨能力培养外，新增传播技能层面的讲解和训练，为学生讲述中国故事提供脚手架。团队还一起构建了具有国际传播特色的跨文化沟通技能库，配以鲜活案例，帮助学生掌握讲述中国故事的逻辑和方法。这个过程让我真切体会到，外语专业培养的“实战型国际传播人才”，远不止语言的流利，还在于思维的灵活与能力的复合。

　　教材出版后，我以唯一作者身份在外语类CSSCI来源期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发表论文《国际传播视域下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创新》，将这段跨界实践进行学理层面的总结与反思。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外语类高级别期刊发文，心里不免忐忑。论文最终能被接纳，或许正是因为这次“外语+传媒”“理解+实践”的有趣碰撞，既触及了学科交融的难点，也展现了其间蕴藏的创新可能。

　　近年来，我所在的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大力推进出版学科建设，我常思考，外语数字教材研究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既是传授知识的载体，也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既是数字出版的试验田，也是外语学科和出版学科的交汇点。我也在这条新开辟的学术道路上愈发目标明晰：跨界者，不是搬运工，而是建桥人。桥这边，是新闻传播的理论深度与时代关切；桥那边，是外语教育的实践智慧与育人使命。桥上行进的，是未来那些能用外语讲述中国、亦能用传播思维沟通世界的年轻人。

　　回首2025年，我的“喜”与“忧”也都与这座桥有关。喜的是，这本“外语+传媒”的创新型大学英语教材逐步走进课堂，被越来越多的师生关注和使用；忧的是，桥该如何建得更稳、更宽？毕竟学科的交叉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思维的重塑与价值的共生，需要的不仅是热情，更是时间、耐心与持续的对话。

　　夜深了，窗外的鞭炮声早已沉寂，书房里只余键盘轻响。桥还在建，而我，还在路上。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出版系主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