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脱畜了！是时候逃离996了！是时候告别‘打工人’的身份了！是时候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数字游民运动”。据估算，到2035年全球数字游民规模将超过10亿人。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群“边旅行边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信奉“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2024年初，《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欢迎来到‘大理福尼亚’：中国年轻人的‘世外桃源’”的报道向世界讲述了数字游民在中国的故事。

　　事实上，早在2020年底，大理的青年社群就已经率先在国内发出“来大理福尼亚，实现‘数字游民’新生活方式”的号召。一些有趣的知识青年从世界各地纷纷云集到大理，他们希望创造一个独特的社群，重新定义当下的工作与生活。他们自称为“数字游民”，而大理也被亲切地称为“大理福尼亚”。这些新鲜词汇在那时第一次走入了我的视野。

　　我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于是，我以“大理福尼亚”观察者的身份走入了田野，走进了那些在大理数字游牧的青年人的日常生活。渐渐地，我开始理解当下青年人的生存处境与困惑，理解他们为何想要跳脱“标准化人生”转而追求“个性化人生”，为何要到“诗与远方”中去“放生自己”“重新养育自己”。

　　25岁，三万存款开启环球旅居

　　2024年夏日的一天傍晚，一头红棕色短发的女孩自信而快乐地在大理的某个村子里带领着数字游民们跳起了摇摆舞。一年前，25岁带着3万存款从上海广告圈裸辞的小羊，决定从办公室“溜”出去看世界，半年时间里游牧了国内外22个地方。起初，她对于这样的选择并无把握，也时常对自己的将来担心、焦虑和内耗，甚至与父母的关系一度紧张。但渐渐地，靠着小红书博主身份以及保险经纪人的工作，小羊的数字游民生活逐渐有了可持续性。冬天在东南亚享受阳光，夏天飞到大理看山看海，还开启了甜蜜的异国恋。“裸辞一年，我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并“成功带大了扫兴的父母”。

　　从大厂“逃兵”到入乡青年的“引路人”

　　为了搞清楚“数字游民到底是什么”，曾经的IT工程师王羽在走遍了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DN余村、成都天星村在内的国内多家数字游民社区后，决定在秦岭北麓的剪鸭村搞起了以“乡村创客+数字游牧”为模式的秦托邦（Qin Topia）数字游民共创社区。他坦言：“在这个领域，大曹是我们的老师和引路人”。

　　这位王羽口中的“引路人”正是大理NCC共居共创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大曹。两年前，“觉得自己只是被大厂规训和输入价值观的竞争机器，让人看不到头”，26岁的大曹便放弃了北京互联网大厂70万年薪，从都市“六边形战士”裸辞成为“无业游民”。“逃”到大理的她，本打算短暂gap一段时间，却意外在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做起了数字游民社区，尝试着“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没想到从此开启了人生的旷野。就连她自己也未曾想过，一个曾经“家徒四壁”，需要靠数字游民共筹共创才能勉强运转的共居社区，如今已经在数字游民圈形成了具有青年号召力的社区品牌。不仅策划和共创了两届颇具影响力的国内数字游民大会，2024年还在安徽黄山和海南三亚接连开启了新的数字游民基地，将数字游民的发展嵌入到乡村振兴的逻辑和路径中。如今的大曹有了新的身份标签——“乡村牧歌布道师”，在不到30岁的年纪成长为国内入乡青年的“引路人”。

　　在上海再造大理的“精神大理人”

　　2024年4月正是大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一天下午，大理NCC社区一间10平米左右的公共客厅里挤满了席地而坐的年轻人。自称“精神大理人”的Lee正挥动着双臂，慷慨激昂地带头宣誓着他草拟的《新生活运动发刊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夺回的八小时里需要怎样去创造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重建我们赖以生活的日常社区，而非被异化与简化的交易关系……”。这位上海青年在大理的某个村子里畅聊着自己的上海青年空间计划，试图以社区为方法，重建生活本身。将大理美好的青年社区生活复制到上海，“在上海再造大理”。

　　当我在安徽黄山黟县参加第二届数字游民大会的时候，再次见到了Lee。他依然激情澎湃地展示和表达着自己关于数字游民和青年社区的构想。而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芒深深感染和打动着我和在场的所有青年人。

　　作为研究者，田野促使我对青年和对自我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思考。从数字游民身上，我看到的不是逃避、不是躺平，更不是摆烂，而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渴望找到“卷”与“躺”之外的第三条路，以“燃烧自我”的态度寻求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与活法。于是，处于结构性困境之下的年轻人尝试把数字游牧当作自救与自愈的方法，他们以“数字游民”为名，以“共同发现更好的存在方式”为目标，去想象和共创着一种当下可能的“理想生活”。他们在人生的旷野而非轨道中展现和再造着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另一种韧性与希望。

　　（作者系大理大学文学院新闻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