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业将要进入新一轮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时期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十个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对未来五年文化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有关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改革，指明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内容和措施、目标和效果等。之所以提出这些改革任务，是因为以主流媒体为核心的我国新闻传播业正在面临着业内外、国内外的严峻挑战、紧迫的发展要求和机遇等。

　　我国新闻传播业改革发展成效显著，但是挑战也依然严峻。从内部看，主流媒体发展持续动力不足，传播力影响力有待提升；体制机制相对滞后，创新发展活力有待增强；资源优势仍然存在，但是数据能力、AI能力的匮乏等已经使人力等资源红利逐步弱化。从外部看，与外部各类资源融合发展能力不强；主力军挺进主战场仍然不深，各种生产力要素依旧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和传统业态上；对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和主流舆论新格局有待进一步努力；外部国际环境日益多元复杂，我国急需提升国际传播效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打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等。

　　我国新闻传播业新一轮深化改革体现出政策引领的明显特征。《决定》直指我国主流媒体为主的新闻传播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突出了改革要求。就主流媒体改革，提出了“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就新闻传播业相关文化领域改革，提出了“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就网络生态建设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就国际传播，要求“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决定》提出的所有深化改革要求，均聚焦在这些关键词上，如“体制机制、工作机制、评价体系、系统性变革、生态、整合、一体化、格局重构、效力”等等。可以看出未来五年我国新闻传播业改革的主旋律，特别是主要目标、主要方向、主要任务、主要领域等。

　　我国新闻传播业新一轮深化改革还体现出技术驱动的突出特点。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步对各行各业带来了颠覆式冲击，新闻业、传播业尤其首当其冲。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业的挑战已经日渐显现，深度伪造、虚假信息、机器生成内容、欺骗、暴力乃至AI恐怖都在形成新一波的深远影响。全球各界对AI双刃剑的讨论大量增加。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人工智能可能也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等基本原则与原理；也会影响传播的基本逻辑和格局。《决定》对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改革也有着深入的洞察，提出了“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等等。技术驱动的这一轮新闻传播业改革与互联网1.0和2.0时代已有的行业改革不同，已经不简单是通过媒体融合、一体化进入互联网主战场等就可以完成的。

　　政策引领、技术驱动的我国新闻传播业新一轮改革应该面向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新格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目标，基于互联网3.0，即智能化技术，通过顶层设计，对体制机制动真格的，对系统性痼疾来真格的，这样才有可能触及本质，打通堵点，解决痛点，找到亮点，壮大增长点，从而实现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大变革创造了大机遇。我国新闻传播业这一轮新变革大大赋能了我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而为提升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国内外的学科话语权提供了沃土和机会。就研究对象来说，基于此次深化改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并且进一步深化。融合的改革，一体化的变革需要研究对象也要融合与一体化。就研究方法而言，此次改革非常强调系统性，既要有顶层设计、格局重构，又要有工作机制、话语与叙事体系，还要有效力、效能等评价体系等等。因此，这就要求新闻传播学突出已经成为显学的量化方法，也更要突出系统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等等质化与量化结合的方法，还要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分析等质化方法。就研究框架看，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时代积淀性、未来不确定性，以及全球格局的多变量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确定性等特征，可能对构建更具本土解释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具有全球普遍性和有效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