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互联网刚刚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常常被称为“第四媒体”，到今天，它远远超出了“媒体”的范畴。互联网既用无数的内容与渠道编织出人们的传播空间，也以多元的功能构筑出人们新生存空间。当传播空间变成生存空间的一部分时，“媒介化生存”也就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媒介化生存”表现在很多层面，其中一个表现是，人本身也成为一种媒介。

　　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使用者常常被称为“受众”，也就是大众传播活动中被动的接收者，多数经典的传播理论也在揭示受众的被动性。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发现，受众群体不再只是内容的接受者，还是内容的生产者，“受”这个概念因此受到挑战。“受众”的另一层内涵是“不定量的多数”，而互联网传播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要，因而“众”这个说法也不再合时宜。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业者开始改用“用户”这一表述。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在沿袭了传统大众传播的“门户网站”的传播模式中，网络用户仍没有完全走出“受众”的藩篱。直到社交媒体全面兴起，用户的主动性和生产能力才得到充分释放，prosumer（产消一体的用户）、UGC（用户生产内容）等新概念由此应运而生。

　　随着社交媒体应用的深入，用户在传播中的另一种角色也得以凸显，那就是媒介，也就是说，除了内容生产与消费外，他们还充当着传播渠道的角色。相比内容生产，今天的用户作为传播媒介的作用范围更广，也更频繁。

　　事实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际传播本就是以人为媒介的，只不过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众传播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人际传播逐渐让位于大众传播。今天，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应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传播又回归到“以人为媒”的传播网络，即社交平台中的关系网络，但这些网络的规模远远超出传统的人际传播网络，人际关系网络不再只是大众传播网络的延展与补充，而是成为了大众传播的“基础设施”。

　　每个社交平台的用户都成为传播网络中的“媒介”。媒介不只是简单的传导“管道”，而是带着“开关”的过滤系统，也就是会对内容进行筛选与过滤，促进或阻止一些内容的流动。但他们对内容筛选的标准，往往并非基于专业的价值坐标，而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价值尺度。内容不仅是人们了解生存环境的依据，也是构建自我形象的“道具”、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传播网络中人们的共同作用，既会影响到内容的流向与流量，还会影响到内容本身的价值提升或削减。

　　用户作为媒介作用的增强，也意味着对“新闻”及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再仅仅取决于媒体，这也驱动着媒体的新闻价值评价坐标发生一定迁移。理解用户与公共传播、用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媒体角色及传媒业格局的影响，成为理论与实践需要面对与阐释的问题。

　　人作为媒介的作用过程，也是其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传播网络与社会结构之间会形成紧密的相互作用，有时会形成同构。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因素会决定他们的传播网络，进而影响到其感知的信息环境、意见气候。人们常说的“信息茧房”，很多时候正是同质化的传播网络与关系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体而言，社交媒体大大激发了人作为媒介的存在感，但这是一种“软性媒介”，主要通过人的思维与行为发生作用。而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技术的发展，则正在开掘出身体本身的媒介意涵，这是一种“硬性”的新媒介。

　　今天的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物，已与人形成如影随形的关系，这样的人体变成了“赛博格化”的身体，也就是人机共生、耦合的新生命体。物质化身体的多维数据（如身体状态、运动、睡眠等），可以通过机器被感知、量化，人的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的对话、人的反身性控制也在增加，以往存在于人体内部的“自我传播”也由于机器的中介而被外化。

　　“赛博格化”的身体也是人与外界的连接媒介。它不断将人的各种数据向外部传送，使之成为公共传播或个性化传播的资源，包括推荐算法在内的智能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这一媒介提供的数据支持。外部力量通过这样一种媒介对个体的计算、算计甚至控制也在加大。

　　“赛博格化”的身体也构成公共信息传播网络中的节点。每个节点作为“硬开关”影响到网络信息的流动，“开”还是“关”则取决于人与设备两者的共同作用，设备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这个节点也将现实与虚拟空间、传播与生存空间更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从“受众”到“媒介”，用户角色的变化，是人与传播的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也是传播形态演进的一个标志。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传统的传播形态正在融合，而人机传播这样的全新传播形态，也已露出其“冰山一角”。新的传播形态，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媒介化生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