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具体指导相关实践。截止到2022年年底，数字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实现高效覆盖与联通，进一步任务则是实现数字技术与经济建设、政治水平、文化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的全面融合以及体系完善，夯实基础、增强创新力，并提升国际影响力。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举措在于促进新一代智能技术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增长引擎。

　　2016年，国内新闻传播研究开始关注有关智能技术影响新闻传播变革的问题。从早期关注媒体泛化、机器新闻、沉浸式传播等现象，到现如今系统思考智能新闻业、智能商业传播、人机传播、相关伦理与治理的研究问题。智能传播已经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科七大二级学科之一，是新兴的、富有生命力的文理工交叉的学术研究领域，全面展现新闻传播学科对国家新文科建设的回应与探索。赵静宜《智能传播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一书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席卷全球之际付梓，兼具学术理论探索与应用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整体而言，该书从人类信息传播实践的规律出发，创造性地将信息哲学与传播学理论融合，构建智能传播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系统探讨智能传播的信息生产、传播控制、传播效应变革，最终回归智能传播主体重构的关键问题。

　　全书以严谨的逻辑、丰富的案例展开论述，结论指向未来传播学研究，具有前瞻性。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

　　第一，正本清源思考传播学的本源性问题。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研究领域，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甚至计算机科学互有交叉。伴随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其传播形态更是不断革新，传播现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媒介技术与媒介实践如何演变，传播学始终以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活动为对象，尝试从不同维度研究不同形态、类型的信息传播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故信息学的相关理论理应成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源头之一，这在传播学巨擘E.M.罗杰斯有关“信息是传播学的中心概念，香农的信息论是传播学的根本范式”等言论中早有论断。长期以来，信息学中包含不少传播学研究成果，而早期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更是借鉴了信息学的理论知识。然而，有鉴于信息学倾向于信息本体与载体的技术研究本质，以及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去技术化趋势，二者日渐疏远。随着数字技术模糊人与信息、现实与虚拟的绝对界限，其重新串联起二者的研究内容。转型期的传播学必须重视信息技术以及信息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该书通过梳理信息学的理论发展历程，以钟义信、闫学杉等中国学者建立的发展信息学、信息哲学理论框架为重要源泉，阐释并完善人类信息传播演进逻辑，为智能传播发展研究提供整体性、系统化的研究框架。随着新闻传播学科自主性理论建设的不断完善，信息创生及其传播活动必将成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发展动力，全面理解、重新审思新闻传播学科中信息存在、发展、演变、再生的规律，也是智能传播研究面临的理论与方法论建构难题，而该书已对其做了清晰的概念厘定与理论融合，颇具预见性。

　　第二，系统阐释传播学变革，将智能传播纳入人类传播实践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早期传播学研究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媒介实践与传播效果预测环境，即大众媒介传播时代。伴随数字技术早期变革，人类的数字传播实践被阶段性地使用互联网传播、网络传播、新媒体传播、参与式传播等称谓。该书创新性地从信息传播模式演变的视角，将人类的数字化传播早期实践确定为社交媒体传播。理由有二：其一，从“大众”转变为“社交”，凸显信息传播从“一对多”向“多对多”的模式变化；其二，从“媒介”演变为“媒体”，也彰显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书中提出人类信息传播演进的三阶段论：“大众媒介传播——社交媒体传播——智能传播”，将智能传播加入最后一个阶段，体现传播泛化、万物皆媒的基本逻辑。基于三阶段论，该书进一步尝试提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发展演进的“技术—需求”基本范式。一方面，信息技术不仅是人类信息传播现象作为一门科学系统研究的起始点，更是传播形态不断演变、传播系统不断进化的必要条件；而另一方面，人本主义作为选择、制约、调控媒介技术的重要力量，始终影响信息传播活动发展，且是其不断演进的唯一目标。即使在万物皆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媒介的智能传播时代，人本需求仍是信息传播必须坚守的底线。当技术从单一性发展为双重性、复杂性时，人类需求也对应产生从信息容量到信息内容、信息质量的变化。该书尝试对较为宏观的人类信息传播规律做了兼具历史梳理与未来展望的逻辑阐释与预测。

　　第三，提炼智能传播核心问题，开启有关传播主体重构与重建的探索。该书系统分析智能传播的重要基础、关键问题与发展目标。从媒介传播整体纵向演进趋势来看，智能传播是继大众媒介传播、社交媒体传播之后，合乎既有传播规律的又一全新阶段，是人类传播活动演进的重要环节与理想结果。以前文提出的研究框架对应观之，智能传播具有连接万物的信息连通基本特征，需警惕信息再生带来的边界问题，而以信息自由勾连虚实社会的协同发展是智能传播的最终目标。由于智能传播的诸多问题均回归到新传播主体建构与人类主体性重构等主体认知问题，故而，我们可以认为智能传播将以传播主体发展为旨归，且在多元主体并存的环境下，始终将人类主体的合理发展置于首要地位。在作者尝试归纳总结本研究结论时，国内智能传播实践处在起步阶段，相关案例不多。故智能机器展现出的自主性、创造性与意向性等主体特征，暂被视为拟传播主体。现阶段，随着ChatGPT、Sora等信息生成软件愈发自主化、智能化、拟人化，人机传播、跨人际交流问题成为显学，人机交流行为中的信任建构、伦理控制问题愈加显现。未来传播学研究将从人类信息传播向跨人际数字交往发展，研究内容也将集中体现为协同平衡复杂化的信息传播主体，以及必将到来的数字文明建设。而人类主体也应以机器主体为重要参照物，在人机共生、协同进化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其主体性并建构主导性。这些都是该书带给我们的新思考，也是开启未来传播学的敲门石。

　　该书以作者202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蓝本完善而成，其中凝结着作者对一段时间内智能传播发展的深入思考。囿于当时国内外情势以及当下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书中智能传播实践案例方面的阐释还有待补充与完善。博士毕业后，作者持续扎根智能传播领域研究。在不断地理论学习和现实观照中，其在2023年获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智能传播时代人机交流的信任建构及风险规避研究”、2022年获批的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息哲学视域下智能传播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以及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之友》《新闻与传播评论》等期刊上的论文中对智能传播的研究问题进行延伸性的、具象化的、实证化的研究追踪，有了“智能技术以机器理性重构传播环境的确定性，同时也将面对信息传播活动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人的情感、思维和主体性问题”“必须从分级控制与动态控制两个视角最大限度发挥智能传播的价值”“以机器主体为重要参照物，在人机共生、协同进化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人类主体性并建构主导性”等结论。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勇于回应前沿问题，在学术道路上不断精进的写照。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