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前所未有”全面阐述了互联网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科技成果所难以比拟的。互联网发展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深刻调整是前所未有的，给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产生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四个前所未有”为网络强国建设领航定调，网络强国建设的历史价值，也因为“四个前所未有”而呈现出四个“不断强化”：即，在移动可供性、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发展可供性四个维度不断强化信息传播建设，进而更新全球文化生态。“可供性”概念源自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存在于人与环境间经由人的感知所形成的特定关系，现多被应用于探讨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1]

　　网络强国提供了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促成了行动可能性，进而，“通过对技术属性的分析去描摹、解释总体的媒介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与媒介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生发出来的‘技术—文化共生论’的思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现象”[2]，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全球文化生态和生成法则的更新。

　　总体上来说，这“四个前所未有”建议的四重发展指向，推动着建构新数据观、新传播观、新社会观、新文明观，从人力、化石能源到生态文明的国际发展法则、国际关系法则、全球传播生态和全球发展模式的发展变迁，共同助力更新全球文化生态。

　　一、网络强国建设强化“移动可供性”——新数据观

　　所谓新媒体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即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特征，是网络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成果，包括可携带（Portability）、可获取（Availability）、可定位（Locatability）、可兼容（Multimediality）[3]等特征。

　　移动可供性为文化传播提供了这样一些类型的新数据：1.搜索数据——原本需要问卷调查等传统方式可以管窥一国、地区民众的文化偏好，现在大型搜索引擎和公司可以根据搜索痕迹来具体再现；2.点击数据——传播效果研究中的传统做法依然有效，但是，一则新闻的点击量变得比较容易地呈现该条信息的传播广度，如果再配合评论互动，则传播效果的呈现愈发提供一种自明性特征；3.人际关系数据——以往需要在法律允许框架内通过电话公司打印电话往来记录、邮件往来记录等再现人际关系，现在，微博和抖音关注、微信朋友圈等自动呈现出每个个体的人际网络；4.受众个人特征数据——以往需要通过观察、分析、实验和档案才可以抽象画像、简单识别个体特征，现在借由QQ、微博、微信朋友圈几乎构成个体特征的精准全景。

　　网络强国建设在信息传播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在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布局，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可供性。新数据观的基础是物质可供性，为国际传播提供文化可行性的路径和拓展维度。由此，新数据概念下，影响文化交流的诸多因素中，除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性数据，新增加一个关系数据。也就是说，原本语言、语境、非言语传播等构成了资源性要素组合的变量，生成传播的微生态；现在，隐于这些微生态背后的这些关系性数据具有了可计算性，开始有步骤地走上前台，有效地修正资源组合形态，修正以往的国际传播模式。

　　二、网络强国建设强化“生产可供性”——新传播观

　　所谓信息的生产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包括可编辑（Edit-ability）、可审阅（Review-ability）、可复制（Replicability）、可伸缩（Scalability）、可关联（associability）[4]等特征。

　　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信息生产能力、带宽覆盖和内容呈现能力、信息高速传递能力，为信息生产可供性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将传播推进到一个开放式、全民化、立体式生产阶段。

　　信息提供者可以基于多元化信息传播硬件网络端口进行信息生产，无论是PC电脑端、手机端还是其他，充分体现了信息生产的开放式特征；然后，基于分布式网络技术，内容是可以多次复制、二次甚至多次编辑的，提供了一种信息呈现方式的弹性化生态；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既实现了原始信息跨地域保存的客观性，又在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呈现出某种很强的可伸缩性，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将全球信息消费的关联性呈现和纳入生产力，甚至运用大模型建构起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智能工人”，将所有信息整合在一起同时，还具有了信息思考的智能性，像一个智能人一样进行工作。

　　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引进中国，还是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观；从web1.0发展到3.0，贯穿着中心扩散式的传播观——这就意味着，任何传播体系之外的其他任何体系性内容和思想，都可以使用传播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将传播体系为己所用。再看当今的传播体系，已经从以往的依附型关系模式，上升为与认知体系（包括教育、宗教、艺术等）、市民体系、市场体系平行的信息体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修定了认知体系中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以及其他认知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向，围绕信息传播基础结构更新形成新的传播观，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化传播体系，在当今国际传播体系中发挥着立体、真实、全面呈现中国的关键作用。

　　三、网络强国建设强化“社交可供性”——新社会观

　　所谓信息生产的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包括可致意（Greet-ability）、可传情（Emotion-ability）、可协调（Coordinate-ability）和可连接（Connect-ability）[5]等特征。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假想，已经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革命创造的社交可供性面前变成现实。几乎与麦克卢汉同时代，美国学者做了一次社交性实验，证明平均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将地球上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联系起来，被称为“六度分割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也就是说，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6个人。这个数字在不同的国家因为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发达程度降低到5个、4个，甚至不足4个人[6]。

　　网络强国不仅仅有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上的革命性更新，还有之上的信息传递网络的创新。从早期的博客回帖致意，到微博、QQ的可传情，到现在微信、微博、5G消息等彼此边界打通，进而与金融领域和其他实体领域的边界打通，实现信息全方位可协调、社会全方位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与人建立关系的纽带越发强大，大数据的算力导致南半球蝴蝶翅膀煽动带来北半球的气流变动是可以追溯的——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没有任何两个人没有联系、没有任何关系是弱关系，没有任何传播效果不可追溯。

　　四、网络强国建设生成“发展可供性”——新文明观

　　全面超越人工和马力主导的农业文明、资本和化石能源主导的工业文明，缔造当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统筹人力、资本、资源和信息综合发展的生态文明。这是迄今人类文明发展的三种形态，非线性呈现在当今社会，见证、启示也呼唤着多领域、多层面对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及其秩序重要性愈加深重的关切。

　　今天，基于信息传递技术的发明、改造和更新，信息传递基础结构的革命性重组，导致不仅仅是信息传播自身生态的变迁，更是带来整个物质文明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重组。可以这样说，信息流会因为这些出色的表现为生态文明涂上浓重的信息技术发展底色和亮色。

　　此时，在网络强国建设的支撑下，信息传播技术以及理念，已经从资本和工业文明下的配套制度设计，演变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发展支撑——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注入生态文明新形态，带来巨大的深层重组效应：无论是媒介化生存，还是数字化生存，数字政府，数字文明，都见证了人类社会形态对于传播技术，无论是生态还是制度设计上的更高级要求，尤其是从命运共同体而非零和博弈的视角下为人类文明稳定持续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中国的网络强国建设，是在上述宏观历史大势下精准判断下的擘画。网络强国、文化强国汇入产业强国，共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讲好中国和世界故事，将中国的发展有效编织进入世界稳定、发展、进步的叙事体系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精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外延，也打造了当下全球传播的道德制高点；由此，“和谐世界”而非“文明冲突”的假设，顺延的结论就是“文明互鉴”的文化交往路径，共同作为网络强国的强大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01):2-19.

　　[2] 常江,田浩.(2021).间性的消逝：流媒体与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生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137-145.

　　[3][4][5] 同[1]

    [6] Jon Russell,http://thenextweb.com/Facebook/2011/11/22/Facebook-is-bring-people-closer-users-now-separated-by-4-74-degrees/. Access date: 2012年4月28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审核：尹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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