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对网信事业普惠式、高质量、创新性发展的系统推动，结合对世界信息革命时代潮流的精准把脉，对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格局的深入理解，创新性提炼出“十个坚持”的原则体系，构建起一套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网络强国中国方案，也孵化出一种自主创新的互联网国家理论。这一方案和理论不仅扎根于新时代以来中国网信事业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且为世界各国走出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迷局、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力借鉴。

　　一、互联网国家理论的隐与显

　　与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紧密相伴，互联网自1990年代民用化进程加速以来就成为一种去国家政治想象的主要载体。这一技术景观的去中心化和全球化使得数据化信息的生成和散播，以及相应的虚拟关系的生成，呈现出一种超越国家权力和主权疆域的可能，从认知、实践乃至政策等层面挑战着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秩序。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由此陷入至今未能揭开的谜局：一方面是模糊了国际关系多边性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在看似多元、开放、包容的论坛氛围中，达成了先发优势与后发需求、结构性霸权力量与多元性参与群体的象征性妥协；另一方面是跨国技术巨头依托技术和资本优势如风卷残云般对全球数字空间的垄断式圈地，在形成寡头垄断格局的同时，将日益严重的数字鸿沟搁置一旁，却迅速催化了大国之间、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矛盾，使得承载着地球村式普遍连接想象的互联网分割为对立的两极或多极。

　　造成早期互联网观念跌落神坛的主要力量有三个：第一，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优势掌握者不愿将这一传播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与国际社会共享，更没有发展出一种共建共享共赢的国际治理模式，至今仍直接或间接地主导着互联网的发展权和定义权；第二，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依托各国在信息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掌控了互联网市场化的主动权，以平台、应用、算法建设为先导，成为全球用户进入赛博空间的守门人，在推行赛博民主和数字消费观念的同时，边缘化或压制了想象互联网多元发展道路的可能；第三，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未来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术迷思始终缠绕着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有关互联网的学术讨论和咨政建议往往从技术的连接性出发，简单且直接地导向有关传播民主化的结论，而支撑这一结论的仅仅是多元参与的繁荣和个体赋能的狂欢，更加结构性的权力主体对网络空间的掌控往往被学术讨论遮蔽掉了，遑论信息资本主义这一系统性的宰制关系的稳定存在。更值得警醒的是，当互联网日益被认知为一个象征互动或者虚拟交互空间时，其物质性的面向就被轻易忽视了，基础设施和使用层面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恰恰是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首要前提。

　　面对上述问题，一个互联网的国家理论亟待被召唤进政策和学术讨论的中心。一方面，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从历史视角所挖掘和揭示的，国家力量本就是推动互联网民用化和商业化的核心，这在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电信史中可见一斑。198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全球化也是在各国政府所认可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往往是最为重要的投资者、维护者、管理者，资本和市场在这一公共投入的基础上推动着网络空间的商品化进程。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国家也是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以立法和行政命令等方式限定着网络化的边界，维护着自身主权内的公民、社会和国家安全。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互联网被广泛认定为超越地理疆域和制度空间的去结构化力量，但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格局中，在地缘政治延伸到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交往空间的当下，互联网观念的再结构化变得愈加急迫，互联网的国家理论亟须根据各国国情得到树立并不断丰富，这是推动构建更加多元、平等、包容的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新秩序的基础。

　　二、网络强国的中国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网络强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仅因为网络强国是一个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而且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理念和经验。“十个坚持”不仅聚焦治理模式守正创新，更关注发展的安全前提和信息化动能，并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是互联网的国家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鲜明体现。纵观世界互联网发展史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网络强国的中国经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网信为民”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和领导网信工作的核心。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增进信息化进程中的人民福祉，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的，中国的网信事业不仅实现了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应用普及、发展模式创新，而且注重发展的普惠性、包容性、开放性，为人民群众提供无差别、无歧视、均等化的网信服务是构建网络强国的制度基础和能力基石。在大力推动信息化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网信事业也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的下沉，特别是在减少数字鸿沟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简言之，人民性是中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的跃进过程中最持久、最深厚、最具活力的能量之源。

　　其次，以主权为核心的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而网络安全的基石之一就是网络主权。在西方主导的互联网安全话语中，无差别、抽象化的个体信息安全往往是唯一的关注点，并基于此解构着任何超越个体层面的宏大安全叙事，也就忽视了国际互联网安全的一系列结构性前提，为掌控着安全基础设施、安全话语规范、安全保障工具的霸权国家提供了合法性背书。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共享着技术普及的涓滴效应，但也在所谓开放连接、自由发声的数字接轨过程中，失去了对互联网治理边界特别是主权边界的定义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切实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议题上一以贯之的坚定主张。中国的网络强国建设历来以维护网络主权为前提，以尊重各国选择、反对网络霸权为原则，精准把握住网信事业发展与数字时代国家建设的同构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路，为世界各国谋划自主的网信事业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再次，以正义为核心的秩序。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历史性前提，而构建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良好秩序，促进公平正义，是网络强国的国际性维度。换言之，对世界各国而言，网络强国是支撑国际网络空间正义性的实力基础，而公平正义的国际网络空间也是网络强国的环境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在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中，清晰地陈述了主权与安全、发展与合作、交流与互鉴的相互依存关系。贯穿这一系列主张的法理和伦理规则就是公平正义。这不仅是中国推进建设网络强国的内在诉求，也是国际互联网发展历史所遗留的结构性问题。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技术体系的系统依附、市场空间的外围边缘共同决定了：如果没有一个充满公平意识和正义氛围的国际网络空间，如果没有一套有关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广泛共识与规则体系，网络霸权及其所营造的单一的发展与治理观念，将持续主导这个不平衡、不公正的国际互联网秩序。

　　三、小结：中国方案与南方未来

　　扎根人民、维护主权、坚守正义是网络强国的中国方案，也是构建网络强国的国家理论的三根支柱。新时代以来，中国网信事业的发展举世瞩目，虽然引发了霸权国家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质疑和贸易围堵，但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蓬勃向上的数字经济、有力有效的网络治理、繁荣向上的网络文化、开放包容的国际担当，都使得中国的网络强国形象日益彰显。在全球南方跌宕崛起的过程中，这一网络强国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借鉴乃至引领意义。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支持，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这是全球南方互联网发展的未来，也是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民主化变革的关键，更是中国在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中的庄严承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强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