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复杂网络社会中，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系统论为方法，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系统目标开展研究并进行实践。在厘清新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及其内外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理论与实践等各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际传播系统中的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搞懂系统的特性与规律，吃透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的层次内涵，做到量“度”划“界”，定“度”守“界”，以“度”为“界”。

　　关键词：国际传播；系统协同；传播效能；基础逻辑；系统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从局部看，我国国际传播在具体战术层面收获颇丰，已经拥有相当多的成功案例与经验，其中对国际传播关键要件（如主体、内容、渠道和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建设与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全局看，我国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系统性不足、关键要件之间协同性不够，国际传播的效能在全球范围内还未达到理想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国际传播是“交响乐、大合唱”，因此需要整合各类资源，加强统筹协同，而不是各唱各调。面对前所未有且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局势，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心应当在研究局部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顶层设计，从聚焦局部转向通观全局，在具体战术卓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整体战略的阶段性胜利，以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面对问题和目标，厘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关于建设“四全媒体”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国际传播需要提高的“五个力”并非各自独立，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层次性和系统性的逻辑。本文从系统论出发，以“系统协同”作为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前提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逻辑，探究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战略与战术、外部与内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系统协同关系。

　　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

　　（一）系统科学：网络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会议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中国政府网，2020）。

　　1.系统、系统科学与系统论

　　“系统”观念古已有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从《易经》中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到《孙子兵法》中运用动态系统运筹思想等，都体现着中国古代圣贤运用“系统”观念思考自然与社会问题。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在前苏格拉底哲学时代，泰勒斯（Thales）的“水是万物的始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数是万物的始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的逻各斯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的原子论等都企图从整体系统视角把握世界规律；从柏拉图理念论中认为几何学表达了理念世界中的系统性和层次性（施米特，2009）、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对元素和整体的探讨（亚里士多德，1982），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知识是相互关系、相互联系要素的整体进而对知识的系统性探讨（康德，2009），再到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黑格尔，2019）中对部分和整体的本质关系辩证法的讨论，系统范畴的基本概念和观念体系愈发清晰。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系统、自然系统的辩证实质做了深刻的论述，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处处体现着系统思想。恩格斯写道：“我们所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恩格斯，1971：54）其中，“体系”便是系统之意。关于人类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2009：10-13）其中，“有机体”也暗含着系统之意。

　　20世纪30年代，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创立了“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正式提出“系统”（system）这一概念并定义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要素的总体”（贝塔朗菲，1979：5）。20世纪40年代，一般系统论连同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控制论（cybernetics）三门横向学科一同奠定了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赵玉明、王福顺，1999）。由此，系统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进入社会科学领域。除上述三门学科外，1969年，普利戈金（Ilya Prigogine）提出耗散结构论（theory of the dissipative structure），1977年，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创立协同学（Synergistics），1972年，托姆（René Thom）提出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再加上超循环理论、混沌论、分形论、系统工程学等，系统科学的观念和体系逐步形成（陈奎宁，1987）。钱学森（1981）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一文并明确提出“系统科学”这一概念，主张将系统科学作为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并列的一个科学部门。所谓系统科学，即是研究系统的所有学科的统称，是一个以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横向科学部类，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是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对待（王续琨、冯欲杰、周心萍等，1999）。魏宏森和曾国屏（1995：3）认为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一般系统论进行的哲学概括，是系统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的桥梁，也可以称为系统科学哲学。他们从系统辩证的视角对系统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八项基本原理和五条发展规律。系统论发轫于自然科学领域，渗透于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领域之中，突破了简单思维方式和单一研究方法的禁锢，为解决人类多维世界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整体性的普遍思路。

　　2.社会系统与网络社会

　　1984年，德国学者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Soziale S y s t e m e ）问世，他把系统科学理论同组织学理论相结合，在塔尔科特·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在一个封闭循环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沟通制造出的自我指涉系统，它既具有（操作上的）封闭性又具有（对于环境的）开放性的特点（丁东红，2005）。基于此理论，有学者将社会定义为由人类个体构成、开放耗散且具有适应性和自组织能力的复杂适应性网络结构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范如国，2014）。

　　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全球普及，媒介技术的新尺度促逼着社会结构快速革新，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合称“信息时代三部曲”，对网络社会概念、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互相作用进行了阐述。网络社会的崛起，导致合法性认同逐渐瓦解（卡斯特，2003）。网络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计算机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技术深嵌于人类社会系统中，致使“网络社会”这一概念具有了双重内涵：一是作为一种信息化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空间互动场域中的赛博社会（cyber society）（郑中玉、何明升，2004）。社会结构的层级化、扁平化与网络化将人类命运关联程度不断提升，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同体与圈层化并存的当下现实中，网络社会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胡正荣，2019）。互联网技术作为媒介与座架重新塑形了一种同时具有全球化与个人化特征的网络化社会逻辑（黄少华，2003）。对卢曼（Luhmann，1981）来说，社会系统必须不断生产要素才能维持自身运行，而这个要素就是传播，但这里的传播主要意在强调社会系统中的不确定性（improbability）。关于传播能够比较确定的或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维持系统（葛星，2012）。传播的不确定性存在于信息自身、编码过程与解码过程中。在复杂的网络社会中，传播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各个系统的不确定性不断激增，国际社会的整体传播系统愈发复杂与混乱。传统的国际传播系统已不能有效应对网络社会中的各种认同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上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其中，系统科学作为底层思维被反复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是网络社会特征也是改革方法。

　　（二）系统协同：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逻辑

　　协同的观念与系统的观念同样自古有之。《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虞书·尧典》中的“协和万国”都蕴含着系统和协同的思维。贝塔朗菲（1980：305-306）在阐述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时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评论道：“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这个命题辩证性的实质恰恰不在于“大于”的字面意义，而是在于系统对要素、要素对自身的这种双重意义的“质的超越”和“新质的实现生成”的复杂而全新的综合建构（邬焜，1992）。

　　赫尔曼·哈肯（Haken，2005：8-9）定义“协同学”为“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研究目标为“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其中，协同要求着事物的整体统一性，同一般系统论的整体原则保持一致；协同论是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互相作用的观念；协同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的概念和系统论思想同源，而协同论的建立又推动了系统学的发展（陈奎宁，1987）。在英文中，协同对应的单词主要有三个，分别是collaboration、coordination和cooperation，人们习惯将这三个单词分别对应翻译为协作、协调与合作。已有学者对它们进行了概念区分，“协调”（coordination）更注重矛盾调解与平衡同步（刘卫东，2003），“合作”（cooperation）强调通过共同工作达成积极结果，“协作”（collaboration）仅强调共同工作这一动作，而不强调结果（Straus，2002）。合作正式化程度较高，协作正式化程度较低（Kooiman，2003）；合作是具有互惠价值基础含义的共同工作，协作是指共同协力，跨越边界在多重关系中合作达成共同目标（O'Leary，Gerard & Bingham，2006）；协同概念更多地对应在协作意义上，但协同是合作和协调在程度上的延伸，是一种比合作和协调更高层次的集体行动（董宏伟，2016）。本文认为，协同是统筹协调、合作与协作后具有层次性的概念：第一层以协作为基础，即强调共同协作这个动作；当协作过程中遇到矛盾时应当进行协调，即第二层强调解决矛盾达成同步；协作和协调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合作，即第三层含义强调价值互惠。概言之，“协同”的内涵应当包括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层内涵，是系统运行中三个层次的追求。因此，协同一词应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理论性体现。

　　从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视角出发看，系统强调整体，协同突出部分，系统的整体性运动是各部分协同的表征，各部分协同是整体性运动的前提。本文认为，“各系统”“普遍规律”“自组织”和“有序”是研究协同的四个关键点。换言之，“系统协同”就是以系统科学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系统自组织为互动形式，以系统内外间价值互惠的有序状态为目标的逻辑思维。简单讲，系统协同就是人类辨别、认识和治理各种系统性问题的基础逻辑。

　　二、国际传播中系统协同逻辑的原理分析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可以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将国际传播系统置于社会大系统中，以“系统协同”作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的基础逻辑。在此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对系统协同基础逻辑的把握问题，二是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系统协同的实现问题。

　　（一）逻辑与实践的问题

　　在逻辑方面，“变”是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最基本的规律，而当今世界变化速度快、幅度大、方向多，“变”的规律也更难以捉摸。用整体与部分的视角分析，国际传播系统的整体性具体可以用战略传播这一概念进行表达。战略传播是政府顶层设计之下的一种专业性传播，特别强调传播过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程曼丽，2015）。与国际传播主要依靠媒体相比，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根据本国的整体目标、外部局势、资源现状等因素来进行规划和建构（李宇，2021）。与国际传播的工具性不同，战略传播体系的构成将极大突出国际传播的战略性。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将我国的战略价值（value）、战略位置（position）、战略目标（vision）、战略资源（resource）、战略安排（arrangement）、战略现实（fact）等进行系统化、制度化的规划设计，重视传播的实施落地，形成有效影响，服务更大的国家发展战略（胡正荣，2021）。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战略传播，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国际传播实践（毕研韬，2017）。相较而言，我国将国际传播提升为具有系统性的战略传播体系来进行建设才刚起步，总体战略的基本诉求、框架、目标都不够明确，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哪些部门配合、有什么类型的业务模块等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网络社会传播主体愈发多元，国际传播系统的层次愈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国际、国家、集团和个人层面的诸多现象都需要深入系统剖析。21世纪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新冠疫情”“美国退群”以及“俄乌冲突”等各类“黑天鹅”事件频频出现，而中国面对全球巨变却稳步前进，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自信程度高涨，但同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加速衰落”这样的误判，归结起来主要还是因为简单思维和定势思维在作祟（冯玉军，2020）。本质上看，就是对系统协同这个网络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认识不清，缺乏对系统协同中关键逻辑的辨别和把握，判断错误必然导致实践失误。要想国际传播“富”，先修“逻辑高速路”。目前来看，实践中的难题只是表象，方法逻辑的混乱才是根源。尽管有很多学者意识到了系统和协同概念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但多数研究或在研究路径上一叶障目，或在语境上生搬硬套。对于协同概念的理解，并没有领会到其内涵的层次性，尤其缺乏对第三层合作（价值互惠）的认知，进而导致在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各个层级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协作难以开展。

　　在系统协同实践方面，当下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着就事论事、区别对待和亦步亦趋的问题，缺乏协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安全等不同要素的方法；缺乏协同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意识；缺乏协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能力。究其原因，在于整体的战略传播系统性不强、统一性不足、传播资源协同性不够、传播人才供给匮乏，深入探究，已有的国际传播理论同网络社会的国际传播规律和中国具体国际传播实践不匹配、不适用。如果国际传播在战略与战术上做不好系统协同，在转化为具体战术过程中不接地气、子系统各自为战，甚至战术与战略背道而驰的话，无论国家总体战略多么高瞻远瞩，结果只是在画饼充饥；如果协同不好国际传播中硬件与软件的关系，软硬件不同步、不适配，那么再先进的媒介硬件都只能沦为摆设，甚至一加一小于一；如果国际传播在规律和规矩上做不到系统协同，就会出现国家战略战术不适应新变化，甚至有悖于传播规律的现实困境；如果国际传播处理不好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的关系，对国际传播系统自身来说，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多维系统的协同，国际传播就没有发展的能力和空间。对内外两个大局来说，国内国外紧密相连，多元化的网络社会中存在着多元的声音，我们要警惕内外舆论场中捕风捉影、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和趁火打劫的行为，谨防发生国内国际舆论危机的涟漪效应。以上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能够系统协同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网络社会中，媒介技术作为关键变量引发了世界系统的大幅度的涨落，突变、失衡和无序等关键词充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类系统之中。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传播主体、渠道、话语和机制等系统要素均发生了质变，如果把握不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就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变幻莫测的舆论斗争。若在一些关键节点、核心议题、重大事件上反应滞后、回应失语或者错判形势的话，将会危及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总体上讲，要加快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际传播实践效能，关键在于：洞悉网络社会底层逻辑，厘清国际传播基础逻辑。

　　（二）系统协同逻辑的原理与关键观念

　　今天的国际传播系统是多姿多彩的，细心观察才能发现规律的光谱和底色。洞悉网络社会的底层逻辑，应当从认识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特性和规律开始，摆脱“牛顿力学”单一方向的线性思维。对于国内社会，国家系统蕴含着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三大子系统，根据系统的层次特性，三大子系统内部各自又包含着众多结构和功能相异的小系统，交错叠加，都要通过传播系统形成联动。传播系统与三大社会子系统之间不是上下有别的层级关系，而是结构和功能存在差异的场域间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在传播系统的联动下协同发展。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国际传播系统是国际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作用是通过代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系统为主的各类系统进行互动。

　　魏宏森和曾国屏（1995：201-339）从辩证统一的视角出发，在《系统论》一书中提出了系统科学的八项基本原理和系统发展的五条规律。八项基本原理是：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突变性、稳定性、自组织性和相似性。系统发展的五条规律是：结构功能相关律、信息反馈律、竞争协同律、涨落有序律和优化演化律。系统协同即是网络社会的底层逻辑，也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同时也应成为对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将国际传播系统自身的特殊性与系统科学的原理和规律结合思考，以下八个关键观念值得关注：第一，国家系统的总战略目标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第二，系统内外部的竞争与协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系统性动力；第三，不确定性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灵活性的体现；第四，系统的开放程度决定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活力值；第五，关键序参量是影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向和速度的诱因；第六，突变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种方式；第七，国际传播系统的平衡应是动态的平衡；第八，国际传播系统的本质是实体性的，更是关系性。其中，每提到类似“变化、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失衡”等词语时，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用负面消极的态度进行理解，但在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发现它们在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建设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和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中，拥有泰然处之的心态，解决问题才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下文将从系统科学出发，结合系统协同这一基础逻辑的基本原理和关键观念，探析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五组重要的关系：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和理论与实践，以寻求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

　　三、系统协同逻辑下国际传播能力协同建设的要件

　　（一）战略与战术

　　战略与战术，从空间规模上看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从时间目标上看是长期目标与短期目的关系；从效果上看是存亡与得失的关系。

　　国家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二战后西方世界将这一概念列为军事用语。国家战略是对国家各个领域发展的方向与方式总的概括，其任务是依据国内外的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国家力量指导建设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达成国家总目标。我国国家战略主要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上（熊武一、周家法、卓名信等，2000：1871）。

　　在全球化的当下，平台媒体和社交网络等新传播技术共同形塑网络社会，其中多元主体、交互渠道和内容丰富的特征将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全面嵌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军事等领域之中。现实中，美国的战略传播已运作多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传播的重点对象。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态势，我国必须用全球战略的思维重新审视国际传播和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将国际传播提升到国家战略传播的高度重新进行部署。客观现实表明，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讲话中指出的“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具体路径。而“战略传播”首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标志着这一概念已经进入了决策层的话语体系中（史安斌、童桐，2021）。近些年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多主体、立体化的“大外宣”格局，国际传播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程、全员、全息、全效”地建设媒体的要求，从传播的主体、流程、方式、效果等战略要件出发对网络社会中传播系统的融合实践指明了方向，这是为全面推进国内媒体融合发展做出的具体战略部署，也是为夯实中国特色国际战略传播体系做出的战术准备。

　　当前，我们只有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总体战略进行探究，围绕与国际传播相关的要件进行系统协同战术设计，才能具有高效能的国际传播能力。具体而言，从传播学视角看，国际传播战略要件应当包括具有针对性的国际战略传播理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国际战略传播人才；从系统科学视角看，国际传播战略要件应当包括整体的战略与局部的战术。对于国际传播的战略与战术而言，我们用国家战略视野看待国际传播，以找准定位、明晰方向，要注重国际传播局部战术的细化与协同，以确保总体战略的实现。战略与战术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战略的实施需要具体的战术支持，而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细化与落地，需要局部的、具体的国际传播战术共同实现。从系统协同逻辑出发，总体战略下的具体战术之间要实现协同，就必须共同以国际传播战略总目标为统一前提，把握好“协同”概念中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个具有递进层次的关键内涵，只有如此，才能制定出具有高能效的具体策略。战略是战术的目标与方向，战术是战略的延续和细化。战略是道，战术是术，道是总体思想，术是具体方法，只有将国际传播的道术“同一”，国际传播能力才能得到快速提升。

　　（二）内部与外部

　　内部与外部首先指的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根据系统论的竞争协同律，我国国际传播系统内部包括同国内社会系统之间的竞争，因为目标统一，因此系统内部的竞争是对协同的追求；而同外部世界系统的竞争，则是不同战略理念下的竞争，例如英国曾提出的“Global Britain”和美国曾提出的“America First”等国家理念更多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的则是协同发展的良性竞争观念。用系统协同逻辑去梳理内部与外部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国际传播现实的复杂性和斗争性，进而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问题有待厘清，即外部世界与中国是何种关系？世界的中国还是中国的世界？“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映射着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我”从属于“我们”，“我们”为实，“我”为虚，只有“我们”的共同体而没有“我”的个性化存在，“我”若脱离了“我们”便也没有了“我”。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成为基本原则，理性、算计、物质和欲望共同凸显了出大写的“我”。在消费社会与网络社会中，人们“链接”成为圈层化的、虚幻的、以“我”为主的“符号共同体”。随之而来的全球性危机，如生态环境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及引发世界敌对与分裂的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等都同唯“我”独尊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国际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的全面发展需要解决国家内部的阶层冲突、国家之间的民族国家冲突、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南北之间的发展利益冲突、世界文明体系之间的文明冲突等问题（陈相光，2018）。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合作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新时代国际观的思想内涵，为全球“人类同一”提供了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提供了总目标与价值导向（黄良奇，2019）。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我”与“我们”关系的重构，将“我”与“我们”从一种对立状态的“种思维”观念转换为“我”与“我们”本为一体的“类思维”观念（张文嘉，2020）。这种“坚持人类优先”的思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国际观中的核心观念。基于此，中国就是人类的中国，世界也是人类的世界，中国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相通，中国与世界合为“我”与“我们”“同一”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观念契合了系统科学中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性原理。因此，以“我们”为基点坚持人类优先，将内、外两个大局统筹起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同一”关系，就应当成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和战术的根本出发点。

　　此外，内部与外部也是指国际传播的环境和系统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环境的内外，即党和国家的国内宣传政策、宣传纪律和宣传惯例等内部宣传与外部国际传播的策略之间的协同；二是作为系统的内外，即国际传播系统内部的传播的主体、渠道、内容和机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协同，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类系统之间的协同。从系统的开放性、相似性和稳定性原理看，在全球网络社会中“内爆”无处不在，尽管国有疆界，但客观来讲国内宣传和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向正在逐渐融为一体，两者的结构功能边界越来越模糊。媒介融合是传播技术发展的规律，国际传播系统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各方面都要融合，融合就需要系统更加开放，开放就会带来更多摩擦和矛盾。根据竞争协同律，竞争又协同是系统发展的动力，因此在处理国际传播内部与外部关系上，应当以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层内涵为思路，为摩擦和矛盾定制出能够转化为机遇的具体策略。

　　（三）硬件与软件

　　硬件与软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硬件是指一个国家的治理现实，软件是指一个国家对治理现实传播的能力，过硬的治理现实一定是强大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次，硬件是指支撑国际传播的硬实力，如经济、科技、军事以及传播基础设施等，软件是指基于上述硬实力的软力量的表现与水平。如高质量的内容产品一定会带来国际传播的好口碑。

　　本质上看，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其实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把握问题。工具理性更加注重“合理性”，即以能否达到目的作为行动选择的标准，但过于偏向工具理性容易因丧失价值感而走向冷漠；价值理性更看重行为本身和过程的价值与意义，但过于偏向价值理性容易因不考虑“合理性”而缺乏对结果的责任感。任何极端的选择都不应当出现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观念之中。我们也应当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和不同处境下，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侧重应当是不同的。进入现代社会，全球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包括传播媒介和治理现实在内的各类硬件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得到了飞跃发展，追求效率和合理的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对它的偏向将“我”无限放大，人从目的变成了手段，除“我”之外全是“他者”。在全球化浪潮的当下，硬件重构了社会结构，软件随之具有了超强的时空跨越性和扩张性。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及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与分配等媒体硬件的发展共同改变了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谣言、假新闻层出不穷，信息把关、社会瞭望、去伪存真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媒体功能都出现问题，加之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有意无意的片面报道，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方主义”之下扭曲的刻板印象之中。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工具理性为选择标准，那么算法带来的所谓“个性化”推送只会进一步固化刻板印象，而无法有效树立真实、立体、全面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更无法有效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总目标，这无疑有悖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初衷。在以系统协同作为基础逻辑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基础设施及硬实力等硬件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过于强调硬件则会陷入对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的局限性之中。如果观念和思维的软件得不到发展，物质硬件同样无法实现良性协同运作，这种情况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不全面、不协调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针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处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当在硬件的基础上提升对软件价值导向的重视程度，并协同好其内部各种思维、观念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胡正荣，2019），将软件协同的重要程度提升到更高的战略维度。同时，还要处理好软件中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旧媒介的融合、多元传播主体的协同、内宣外传的统一、传统与现代思想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等各种“子软件”之间关系的协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5：118）在《软权力与硬权力》一书中说：“如果该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则其他国家更愿意追随其左右。……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适性及其建立的有利的规则或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的权力之源。在当今世界政治中，这些软性权力之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工具理性泛滥的现代社会中，当世界看到中国的治理现实，认识到中国治理背后的价值支撑和文化力量的时候，凸显的则是价值理性的作用与光芒。因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价值理性才是关键，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软件驾驭硬件的国际传播实践才能更加有力，影响才能更加持久。

　　（四）规律与规矩

　　国际传播实践要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始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和对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劳动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进步的过程。互联网技术下的国际传播，突破了媒介界限、突破了地域界限与社会圈层界限、突破了社会行动领域的界限、突破了社会维度界限（张磊、胡正荣，2022），在这样的全球化网络社会中，媒体融合成为了信息传播的核心规律。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其中“文化折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具体而言，科林·霍斯金认为文化内容产品的吸引力是特定情境的产物，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信息和传受双方的文化差异的增大而降低，文化差异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体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Hoskins，1988）。因此，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只有遵循尊重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受众进行精准传播，满足受众对未知文化的好奇，制作出人性共通的喜好的文化产品（胥琳佳、刘建华，2014），做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才能有效降低“文化折扣”的程度、频率及引发误解的概率。

　　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规矩，那只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带来的只能是各种误解与偏见。比如中文“龙”字，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象征，“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蕴含着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我们通常将“龙”译为“dragon”，柯林斯词典解释为：“A mythical monster usually represented as breathing fire and having a scaly reptilian body, wings, claws, and a long tail.”（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2022）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种拥有负面含义的“monster”，另外在《圣经》中“dragon”代表着邪恶与战争。如果将中国的“龙”进行音译为“loong”，是否能有效减少“文化折扣”带来的误解呢？已有的成功案例中，CGTN制作的《全球财经》节目、西班牙语频道、阿拉伯语频道等多语种频道的国际传播实践，都因遵循了网络社会的传播规律同时又蕴含文化特色，继而在国际舆论场中收获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规矩就是国家的底线，对于国际传播来说，遵循规律的规矩才是发展和实践的道路。具体而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全面、立体、真实、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同世界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总目标是规矩；推动守正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掌握规律，提供学理支撑，高举大旗，把握基调，创新体制机制，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国际传播策略是规矩；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建立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也是规矩。规律是客观的，是事物运动的本质；规矩是主观的，是人为制定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律是规矩的前提，但没有具体的规矩，规律便无从遵守。我们既要明白自然世界规律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客观性，也要懂得人类社会中“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体现主观性的规矩。值得注意的是，规矩并不是对规律的复刻，而是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的结果。

　　当前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显在规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具备包括数字技术素养、数字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在内的数字素养的人才队伍作为实践和发展的基石（张力玮、王亭亭，2019）。今天的国际传播必须遵循数字规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矩来。因此，媒体融合时代，需要以遵循媒介运作系统逻辑和协同传播的规律为前提，将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 以“创新”引领、以“协调”统筹、以“绿色”引导、以“开放”促进、以“共享”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建设与实践（王润珏、胡正荣，2017），只有系统协同好国际传播中规律与规矩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好国际传播媒介格局整体变迁的历史机遇。

　　（五）理论与实践

　　硬件是软件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前提，这些都是显性的规律。纵观百年全球传播技术和国际传播活动的发展与变迁，大众报刊、电报、电话、电视和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等媒介硬件都诞生于工业时代的西方世界，远程传播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全新的传播实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宣传的需求、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争斗、冷战后西方资本对全球利润的追求等，都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快速发展。整个20世纪，西方世界依靠工业时代的硬件基础形成了系统的国际传播理论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长期主导着国际传播格局、世界舆论方向和话语权。现代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发轫于西方，也被西方世界所主导。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已渗透至现实社会的各行各业，在近30年内，互联网技术以每10年转向一次的速度，经历了可读不可写的web1.0时代、可读又可写的web2.0时代和可读可写可拥有的web3.0时代，全球传播生态进入了由产品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共构而成的平台链媒介系统环境之中（胡正荣、王天瑞，2022），虚拟与真实并存并构的网络社会已成为全球现实，面向未来的“元宇宙”概念也讨论正酣。当前，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媒介革命，正在重构着国际传播格局与实践，而在此次变革中，中国快速赶超态势凸显。2020年2月6日，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在一次主题演讲中说道：“中国已经在5G领域建立起领先地位，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40%的份额。美国没有领导下一个技术。”除了华为的5G技术，还有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据Sensor Tower（2021）的数据显示，TikTok成为除WhatsApp、Messenger、Facebook和Instagram四款美国的软件外，第五款全球下载量达到30亿次的软件。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及刚刚过去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TikTok更是最大的赢家。《华盛顿邮报》连续发出多篇报道，对比美国传统媒体NBC和TikTok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的表现，Farhi（2022）和Hunter（2022）均表示，拥有冬奥会美国转播权的NBC收视率不断下降，而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TikTok等新兴网络平台。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旭日初升，这是中国的机会。但现实依旧严峻，当前的全球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依然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当下的国际传播理论几乎都始于西方，而内生于中国思想、中国实践和中国特色的理论寥寥无几，用西方理论套路操作中国案例的学术困境依旧；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仍然坚挺，面对中国的发展，西方话语对华舆论控制力度持续加强，并通过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和媒体战等各种方式维护其霸权，加剧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遏制。

　　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网络社会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业已上升为关乎中国发展与生存的国家战略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当下，亟须重新审视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理论与话语体系，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全球理念，构建符合新时代传播规律和世界发展现实且具有人类共同视野的中国国际观和传播观，进而构建本土性与普适性兼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四、结语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已经大踏步地走进数字时代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国际传播必须承担起时代的责任。本文认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在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系统论为方法，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系统的目标下展开。重点厘清新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及其内外部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和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搞懂系统的特性与规律，吃透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的层次性内涵，辩证看待系统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量“度”划“界”，定“度”守“界”，以“度”为“界”，只有如此，才能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速度，有效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能力，完成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

　　与一般传播相比，战略传播具有目标驱动性，即为了战略目标的达成而进行的战略行为。战略传播是战略竞争和军事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到最近的俄乌冲突的舆论攻势，西方战略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协调行动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媒体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战略竞争和军事冲突中，西方战略传播的优势更多体现在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同频共振，这种同频共振是在触发西方共识机制的情形下形成的。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载于《新闻大学》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