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向世界传播发展经验的开放姿态。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基本线索，需要明确甄别国际话语环境的变化以及适时调整传统对外叙事思路。总体来说，需要独立自主的对外传播理论架构以及国家战略和企业、人民等不同主体联动的体系搭建，从叙事思路、叙事策略、符号系统等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进行全面建设，以介入世界议程传播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态度。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叙事体系 国际传播 战略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也有基于本国国情的特殊考量，其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巨大，且还必须肩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些艰巨的任务都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历史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面对驳杂的国际话语环境和社会思潮，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是承担起中国对外叙事、凝练中国话语、回应国际质疑的关键体系，也是新时代中国证明制度、道路、文化、理论优越性的话语来源。

　　一、从对外宣传到自主化的国际传播：中国对外传播叙事的转变

　　从近代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来看，由于海外殖民拓张、战后国际贸易市场的形成，西方现代化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国家组建模式均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模板。但是，各个国家都有多样化的历史条件，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不仅工业基底薄弱、医疗卫生教育水平低下、各区域间的联系也被切割得千疮百孔，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经济、人口、环境资源等方面平衡发展。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在今天所展现出的既是符合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现代化，也是为世界提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但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阐释世界，首先要破除世界阐释中国的“神秘论”与“威胁论”。近20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东方主义也悄然更换了一副新面孔卷土重来。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早已提示的：中国可能只是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被展览、在各种关于人类和宇宙的学术著作中被理论表述出来的一个想象的“中国”，而且关于这种“中国”的知识还是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基础上的。当下美西方虽然将中国视为实力强大的国家，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家建设速度，却并不承认这种成就来源的途径合法性，也即，从根本上不认同或规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解释。无论是西方媒体界还是政治界、思想界，仍然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异质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另类选择，更扬言“中国不能被解释”，通过将资本主义危机的困境归因于中国崛起对国际贸易市场秩序的扰乱，掀起针对中国的反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趋势还助长了冷战思维回流，这集中体现在以美国主导的旧全球化国家体系在新冠疫情、尖端科技、贸易战等方面对中国的全面压制上，而将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正是经典冷战思维在当今时代的体现。美西方的反全球化政策及其冷战思维增加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稳定性，并导致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回归以及一系列国际规则(包括全球贸易规则)的破坏。

　　对当下的国际传播形势来说，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传播中体现我们的制度、理论、道路、文化自信，讲述独立自主、逻辑自洽的中国故事，迫切需要从叙事思路上予以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大外宣”理念以宣传国家形象、文旅资源来指导国际传播工作，尤其是近几十年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引进，中国本土的传播教育和工作在传播效果论、传播技巧论、市场营销学的维度上发展得颇为成熟，形成了对外传播工作预设的大前提。但是，西方主流传播理论设置了从政治到文化地位甚至操作方法上的优先等级，旧有国际关系的支配权力使得美西方把握了舆论和文化输出的关键渠道，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根本无法在这种权力关系中获得西方主流新闻传播理论所允诺的传播效果。经济体制改革下许多国际传播工作委托给了专业化市场机构来主导，它们在这种类项目承包制中鲜少兼顾国家层面的高度和广度，只能聚焦机构的短期效益，从资金流向、生产模式、宣发渠道、受众选择等方面积极与西方主导的文化政治接轨，帮助构建“全球公民社会”话语蓝图，最后即是在海外演绎资本无序化扩张的中国版本。如此，传播目标与渠道的分散化使得“外宣”理念主导下的国际传播收效甚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传播话语的建立总是寄希望于民众自发产生的行为，它的做法是坚持推行主流核心价值观以求得群众的自发政治意识，反映在宏观战略层面则是对系统化战略传播方案的忽视，以及立足于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缺失。

　　当然，我国传播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经验主义的单一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带来的理论欠缺问题。研究国际传播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进行跨学科交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大量应用了田野调查、比较研究、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生命故事访谈法等方法”。这意味着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开始真正走出西方理论的窠臼，触及到更广义的社会-传播议题。以此为契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思路通过拆解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全球资本流动展示国际传播背后精密的跨国战略安排，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这种观念预示着从“外宣”到“自主”的叙事思路转变。所谓“自主”，即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面对具有深刻文化政治上心理优势的西方国家，中国本土传播理论需要摆脱西方理论所预设的分析框架，认识到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能够独立介入全球公民政治、国际关系、贸易冲突等世界性议题的话语内核。

　　二、走向独立自主的国际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设要素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最终呈现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动性以及世界议程的介入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过去，西方现代化话语理论所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支配了现代文明的合法阐释权，通过叙事策略、文化产品以及政治经济政策等手段形成一套组合拳输出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目标国家几乎毫不妥协地引入了西方现代化在社会改革上的诸多做法，但鲜少获得成功。西方现代化主导下的叙事体系，以全球公民社会主流话语抵消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具体社会问题，也对其所提供的社会改革方案造就的贫困、社会分化、财团垄断等现象闭口不谈，但是借由强大的传播战略、资本铺排以及不时出现的关乎性别种族等社会议题的矛盾转嫁，西方现代化在当下仍然是全球化的主流。这套叙事体系形成的铜墙壁垒需要用逆向逻辑思维予以拆分，以启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完整塑造，最终在西方话语困境中突围。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建设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要求。中国已经崛起为政治经济大国，其必然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美西方舆论围攻、意识形态渗透的标靶，对外传播的持续斗争也必然成为中国进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真正站稳脚跟绕不开的长期主题，故在舆论宣传方面务必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创造新政治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回应当下热点议题。这些系统性操作实现需要最高意志的统合，不能再放任分散化的话语设计和传播渠道。按照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说法，叙事主要关注讲故事的形式、情节以及编排的陈述节奏。近些年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关注到了国际交往中的文本和传播问题，也将叙事学纳入研究范畴。国际传播的叙事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其核心是对输出国家的思想倾向引导、彰显文化软实力的组织化过程。学者阿利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mon)提出“战略叙事”概念，战略叙事聚焦于将国家政治行为赋予特定的历史意涵，通过构建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以塑造国内和国际行为。战略叙事是政治行为者扩大自身影响力、管理预期和改变其话语环境的工具。在战略叙事的前提下，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被赋予了传播战略上的国家行为意义。美国在20世纪成立了专门化的战略情报部门，借助国家构建的国际关系为纽带，充分利用学术、企业、政府资源搭建的文化交流平台和贸易网络向全球输出“美国梦”价值观、政治威权以及理想形象，其细分的具体对接工作则由国家投资的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提供，它们看似是单独成立的与政府无关、价值无涉的跨国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遍布对外传播的具体目标国，可以在地化组织多种多样的政治、文化活动来拓宽对外传播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阿拉伯之春”到“颜色革命”，这一整套宣传体系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意志的体现。中国始终是一个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大国，从舆论战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要与美西方这一套高度精密组织化的传播体系对垒是不现实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需要跟上西方对外传播战略的激进节奏，快速反应。

　　其次，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政治语汇内核，要从政治意涵与传播方式上予以重新考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应该站在宏大的世界视域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来予以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一带一路”沿线众多投资项目的落地以及进一步的开放政策，中国得到了大量外国媒体报道的机会，也因此引发了美西方的抹黑与污名化。而这些污名化往往直击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亟需建构的政治语汇内核。在上述提到的传播优先等级序列中，中国依靠现有的舆论力量很难突破这种困局，一味刻意地强调中国道路、展示中国形象、澄清被污名化的中国问题等把本国默认放在中心位置讨论的做法，有时并不能够对陷入舆论话语泥潭起到消解作用。相反，恰恰是隐藏了首要政治属性的国际传播才是最具有侵略性和政治性的存在，它以非政治化的口吻实质上建构了一套十分政治化的普世价值观与生活哲学。中国式现代化展示的经济成就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对外传播的重心也应瞄准在地化的传播目标，聚焦当地人民生活的具体议题上铺开。以在地化民众为本位的叙事，一方面可以体现中国在跨国经济文化交往中独立自主的担当，另一方面可以激发本土对中国构建的新秩序关系的亲缘性，在分清敌我的基础上结交更多的国际贸易伙伴。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塑思路。过去一个时期，从传统的外宣思路出发，国内许多传媒机构和高校开始了国家品牌计划、国家形象的实践探索，打造对外输出的中国形象。公关和广告营销学的逻辑在此类探索中体现得尤为深刻，也为对外传播理论建构上贡献了不同维度的知识。但是，所谓的国家形象不能仅等同于政府在公共媒体上的形象，它所展示的更是中国在涉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时所传递的价值和理念。工业产能的充裕能够让“中国制造”非常容易地输出到欧美内陆，但中国的新闻、文化、信息产品却鲜少能够进入此类发达国家，信息的单向流动是后殖民时代发达国家掌握文化霸权的关键手段，与战后日本的崛起类似，当后发国家的崛起以经验、启示的形式在欧美传播时，它就会遭遇强大的政治和文化阻力，发达国家政府会不遗余力地破坏这种形象塑造。回到本节开头所讨论的，所谓的“国家形象”远不能仅靠传播手段来塑造，当舆论战和贸易战推置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时，就不能继续迷信专业人士所推崇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主流媒体，而是“要将中国的对外商贸投资、外交关系和对外传播三者统合起来，让这几项工作有共同的面向、共同的重点和相互支撑的功能”。“一带一路”构筑的经济贸易纽带让中国许多企业“出海”，来到广大亚非拉国家服务当地市场，比如借助深圳华强北信息产能在非洲发展得规模庞大的中国通讯企业传音手机，其利用非洲本土经销商在中国通讯科技与在地市场之间扮演“技术转译者”的角色，服务发展中国家的手机业务，便捷民众生活。这些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活动就是最直接的中国形象体现。国家海外投资应该让民营企业能够整合成集中化的资本运作和市场开拓，既能防止重复出现资本无序化扩张，又能与当地培育良好的政府和企业形象，以提升国家形象在当地民众心智中的地位，一旦有市场根基深厚的企业主体承担形象宣传，中国的对外传播可能就会遇到较小的文化政治阻力。

　　三、符号系统与文化形式：展望中国主体的国际传播

　　对外叙事涉及到意义的建构、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既是符号的传播，也是具体形式的传播。对国际传播而言，跨国别的传播信息不仅代表着国家形象，也象征着一个国家强有力的符号系统及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形式被信息接收方迅速识别。未来，叙事型传播到交往型传播也将成为中国跨国界交流的主要传播类型，它呼唤着多样化的文化形式以及代表性的中国符号系统生成，在形象化、微观化层面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命题服务。

　　第一，继承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符号，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从国家层面上说，其涉及如何继承第三世界外交的遗产以及改革开放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在符号意义上表述出来。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使得中国开始积极调整对外策略。我们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中留下了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这些涉及国际关系重大变革的外交事件体现了文化艺术形式与政治形势充分结合，承载了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媒介形态的演变，国际传播的主要场所搬运到了互联网平台和虚拟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具体的文化形式及其政治意涵。在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交往平台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时，除了要讲究故事性叙事，更要以关联性场景调动国际受众具身体验或感受中国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形象和现代化生活，以直观的情绪感受关联受众，让沉浸于其中的国际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强标识性符号是社会主义制度调用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以及航空航天等硬科技上的发展完备，以此建立起来的中国科技叙事。近几年《三体》以及《流浪地球》等优秀的科幻题材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在将中国科幻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引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在文化上的回应。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特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基础设施美学”，其“并非单纯的物，而是文化的道成肉身，也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媒介，它激发、塑造了人类的情感”。《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体现了关于大基建的崇高和浪漫，它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工业科技成就，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个积极介入国际社会治理，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在海外国家，中国也在推进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它与后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解决方案截然不同，后者诉诸于货币金融手段控制，却不对当地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给予实质性帮助，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割裂和绝对贫困。中国的对外传播理念应该融入到海外援建项目中，以对当地的利好来借力塑造中国负责任、有担当的外交形象。

　　第二，充分调用海外传播资源，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联动中国国际媒体。当下我们的国际传播媒体硬件设施日趋完善，但如何充分调动这些媒体资源，在对外叙事的公共外交面形成合力，仍然是未来外宣工作突破的重心。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和政府官员的媒体表现，在境外媒体场域，中国官方发言人的言语等是被抹黑、中伤的对象，这其中涉及到的媒体政治交锋要求对外传播要培育专业化的媒体话语来应对西方话语陷阱。西方政治从自由主义的辩论传统发展而来，在近现代达到顶峰。他们十分乐于、也善于利用大众媒体来引导公众舆论。中国官方发言人所有的行为都被媒体效应放大，一旦出现对外叙事逻辑上的漏洞，马上就会被断章取义进行攻击。从个人到系统建立起对外叙事的舆论危机处理方案，要求深度扎根传播议题的文化圈层，既能在叙事上应对传播议题的文化敏感性，又能坚持中国的政治主张。中国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媒体信息流分发并不是一个平等、自发完成的过程，各种境外服务商都会在流量、网速、信号上对不同的信息传播有所侧重，如果美西方片面强化冷战逻辑，即使中国建立了系统化的对外叙事体系，也可能很难触达境外媒体场。中国海外的通讯企业已经开始介入到当地通信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过程，那么在该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为中国媒体争取合法传播权力，将有助于对外舆论战赢得快速反应时间。

　　第三，突出融媒体时代的特征，将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融合起来。去政治化的符号和文化形式传播往往需要借助合乎逻辑的故事形式，能够在最广泛意义上被民众所感知，这就是为何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充分调用各种渠道的媒介和民间自主宣传力量来触达个人。中国故事是触及心灵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故事。当今民间的国际交流形式主要是互联网社交媒体，而外国民众则更多地从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知名博主来认知中国。对于官方主流媒体来说，由于其预设的官方地位，个人化博主反而更容易接近西方民众。他们的内容创作围绕中国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文化娱乐等议题展开。短视频“出海”打造了“李子柒”“滇西小哥”等知名的中国“网红”，在海外得到了广泛传播的效果。只是在现阶段，个人化的中国叙事难免受到母公司海外市场的资本逻辑影响。“李子柒”“滇西小哥”在海外的爆火，一方面是因其精良的制作，另一方面，也因其迎合西方对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想象。如果一提到中国就自发地默认为悠闲、欠发达、度假的乡村奇观，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意涵就没能建立真正的内核，容易再度陷入“自我东方化”的话语困境中。海外“网红”的热度有助于中国声名远扬，但不应在下一阶段继续被当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普适经验，个人化、生活化的中国故事下一阶段应体现更广义的中国社会议题，既能够共享中国社会发展成就，也能够兼顾焦虑叙事，展示人类社会转型过程中跨国别、跨种族所要面临的普遍问题。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既是对外传播中国理论的立足点，也是兼顾时代和发展意义的重大议题。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出发，明确国际传播的当代困境以及叙事体系的核心要素，集中软硬件和海外投资等有效媒体资源服务于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无论在任何时期，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将持续存在。未来，中国将向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建构匹配中国大国地位的叙事体系。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需要以真正触达传播目标的心智为导向，将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有机融合，真实、全面、合理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实现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慧瑜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昱坤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