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伴随着党的历史和新闻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孕育和形成于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风浪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难探索和曲折发展，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升华，成为指导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漫长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思想理论与知识体系，其中包含对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的深刻认识；对党的新闻工作真实性原则、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正面宣传为主、舆论导向等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对新闻人才队伍建设、新闻工作者文风作风党风建设和新闻媒体“四力”建设等的系统构想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实践的历史经验，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创新发展的未来方向，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体系，切实履行新时代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职责使命，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等，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形成和确立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相对应，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1.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创办机关报理念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艰苦探索。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失败探索之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新曙光、新思想和新出路，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李大钊等人就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将《新青年》改组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之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等，这些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机关报理念的实践发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共产国际新闻政策、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办报经验，以及陈独秀、李大钊前期办报实践的影响和启发下，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纷纷投身于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活动实践中，创办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如瞿秋白曾参与筹办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蔡和森主编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毛泽东创办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湘江评论》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强调无产阶级党报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将党的出版物作为党的言论机关和宣传工具。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1923年颁布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对8种出版品进行定性，如《新青年》季刊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周刊为“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中国青年》周刊为“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等。可见，此时中国共产党“创办机关报”的理念已初具雏形。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在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1926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中对党的机关报进行了分类和规定，如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中央通俗的机关报《劳农》等。这不仅体现出党的机关报类型的多样性，还体现出党对创办不同类型的机关报有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理解。

　　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要求每个省委要筹备一种鼓动性的机关报，省委以下的各级党委也应尽己所能筹备这种鼓动性的机关报。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形成一种层级办机关报的网络体系。此时中国共产党“创办机关报”的思想已更加成熟和系统。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思想逐步成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剿”，办报环境变得更为艰难，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创办革命战争需要的报刊，并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思想得到了发展。事实上，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已产生并有所发展。如前述一些报刊在创办时就宣称，办报是为了革命，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主张和唤醒鼓动群众；主张革命报刊应充当维护先进文化、反对落后腐朽文化的“利器”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报刊不同于一般报纸的要义所在。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反革命派的猛烈攻击和肆意污蔑，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调整了党的宣传鼓动政策，其中一个核心思想便是从中央到地方要尽可能多地创办对内和对外刊物，要求“加紧党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在试图恢复出版《向导》无果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先后秘密出版了《布尔塞维克》《红旗》《上海报》《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等革命报刊。虽然这些刊物之后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几乎完全消失，但中国共产党积累的办报刊经验和斗争经验，对创办革命报刊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相对而言，党的新闻事业在苏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创了中华苏维埃新闻事业的新篇章。各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办了许多革命报刊，比较有影响的有《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等。党政军领导人也纷纷参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如瞿秋白曾担任《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的主编，张闻天担任过《红旗日报》《斗争》的主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发刊词中规定了该报的任务使命和工作内容，如发挥中央对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作用，创建红军，组织革命战争，组织群众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等。可见，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发挥革命报刊在革命斗争中的指导作用、组织作用和斗争作用。

　　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推动了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思想的发展。如20世纪20年代末，列宁党报思想在党的刊物上得到进一步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党报性质、作用、原则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这是党对无产阶级党报性质的深刻认识和高度概括；宣传被认为是“党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工具”，为使党报更加适应广大群众的需求，党中央提出“建立与训练工农通信员”等政策。这些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思想的成型。

　　3.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党报建设思想日臻完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出多个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大量报刊，促进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其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和办报经验，对资产阶级报刊理论进行了“否思”。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党报建设思想逐步完善。

　　根据地党报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存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党报建设获得了大发展。就陕甘宁边区而言，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新中华报》《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就华北、华南和华中三大抗日根据地而言，比较有影响的报刊有《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战日报》《大众日报》《江淮日报》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报刊基本上形成了由中央机关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报刊、各级政府机关报刊、人民军队报刊以及群众团体报刊相配套、相呼应的报刊宣传、发行网络。”

　　1940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升级。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检查和封锁以及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使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环境十分艰难，尤其是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遭遇了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对此，党中央决定精简报刊，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办全国性的大型日报——《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在创办初期存在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群众生活等问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倾向。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明确提出建设“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目标要求和增强“四性”（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品质要求，为后来的党报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和有效路径。之后，其他根据地报刊，如《新华日报》（华北版）、《关中报》《抗战日报》及重庆《新华日报》等也都相继进行了改革。这次党报改革借鉴了苏联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办报思想，更结合了中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现实需要。在经过革新版面内容、增强党性观念、树立全党办报理念这三个阶段的改革后，《解放日报》在版面编排、宣传内容、报纸风格、办报理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党报建设思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管理体制也逐步健全。就管理机构而言，中共党报委员会改为中央宣传委员会，其职能也由原来的统管新华社、《新中华报》和中央印刷厂，改为统管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新华社、中央党校、出版局等。在报社内部，设立编辑委员会，建立总编辑负责制，有些大型机关报还设立了社论委员会。党中央多次就建立根据地党报发行网和通讯员网发布指示，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发行制度和通讯员制度。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在经过前述党报系统的建立、党报改革的完成和党报体制的健全之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对党报性质任务的认识、根据地游击办报的方针、全党办报的理念、“四性”品质的要求、真实性原则、典型报道思想等，这些在中央党报刊载的社论、党的领导人发表的文章和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如《解放日报》的《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毛泽东的《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

　　4.解放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党报思想逐渐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实践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在收复区恢复新闻业，抢占舆论资源；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战争形势逆转，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进行调整和收缩；1947年7月至1949年10月解放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获得快速发展，并完成了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抢占收复区的新闻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了机智、巧妙的媒体争夺战。1945年9月，正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紧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要求派人去上海、北平等地创办报刊，强调“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随后，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建国日报》《群众》周刊、《文萃》周刊等。1946年6月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以及1947年3月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的重点进攻，使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被迫调整和收缩，党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停刊停播。如中原解放区的《七七日报》在国民党进攻前夕停刊，陕甘宁解放区的《解放日报》因遭到敌军轰炸而不得不撤离以致停刊。此后党的新闻宣传重心转向了军事报道。新华社多次向各分社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军事报道；延安《解放日报》在最后出版的13期（1947年3月15—27日）报纸中“有12期头版头条都是反映战况和我军的捷报”。然而，一些党报由于认识与经验的不足，出现了右倾错误和失实问题，对土地改革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鉴于此，1947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率先带领《晋绥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起了反“客里空”运动。这场运动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边区群众报》《大众日报》等也纷纷进行自我检查。这场运动是当时解放区新闻界一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对确立党的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以及在党的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对党的新闻实践和党报理论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党的新闻事业面临着从农村转入城市后如何在城市办好党报等问题。为此，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宣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为推动城市办报工作打开了局面，积累了经验。此外，党的领导人也以谈话或讲话的方式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指导，尤其是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报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工作路线、文风建设、新闻队伍建设等问题的深刻认识。另外，这一时期党报上登载的一些文章，如《人民的报纸》《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办好党的报纸和通讯社》《改造我们的党报》等，也从理论上对当时的新闻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总之，这些办报经验、文件、文章和谈话等为党的新闻思想注入了新观点和新内涵，推动中国无产阶级党报思想走向成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党报思想的初步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新征程。党的新闻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之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政府完成了对旧有新闻事业的改造，基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社会主义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网络，对社会主义党报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同经济、政治基本适应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20年里，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极“左”思潮的影响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经受了许多挫折，留下了不少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旧有新闻事业按性质进行区别处理，清理外国新闻宣传机构，改造私营新闻媒体；另一方面不断发展党的新闻宣传网络，不仅建立起从中央到地级、县级的党委机关报系统，还进一步发展通讯社事业，扩大新华社的业务范围，创办了新中国第二个通讯社中国新闻社。党中央加大了对新闻教育事业的投入，在改造旧新闻教育事业的同时，创办了一批无产阶级新闻教育机构，如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报刊活动经验和新闻工作指导经验，为进一步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党报思想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还对新闻管理机制进行了改革，例如尝试在政务院之下专门设立新闻行政部门——新闻总署，统一管理全国新闻事业；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下设国内政治、工商、文教、国际新闻、群众工作等部（或组）；规定“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党委的直接领导等。这些改革对于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管理思想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利用报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950年4月，在国家百废待举、万事待兴之时，为纠正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中央适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决定强调共产党执政以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做好报刊批评的具体要求和办法，为利用报刊监督政府、惩治腐败、推动工作提供了政策指导。当时报纸对天津地区负责人刘青山和张子善腐败案的揭露和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1953年春，针对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一事，中宣部作出“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指示。1954年，党中央再次对在报纸上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三项标准。这些实践和政策的发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中国当时奉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苏联便成了我们学习的主要对象。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派出了人员到苏联《真理报》、塔斯社和国家电台学习取经。但是当时中国新闻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新闻改革势在必行。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率先改版，在其社论《致读者》中将改版的重点归为三点，即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随后，新华社和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次改革因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断，但改革中形成的构想、提出的观点、积累的经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党报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中有着重要地位。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逐渐向生产建设转移，生产建设宣传成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新闻宣传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重点宣传国家的建设成就，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宣传经验，形成了一套经济宣传思想，尤其是延安时期创造的典型宣传方式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媒体上出现了大批报道先进集体（如大庆、“南京路上好八连”）、模范人物（如李顺达、王进喜、焦裕禄）、战斗英雄（如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和优秀士兵（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德）的新闻作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典型宣传的实践和理论。这些典型宣传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推动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出色地发挥了党的新闻事业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和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后来相继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三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批判中，一些新闻媒体出现了基于政治需要无限上纲上线等问题。而在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等运动中，一些新闻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国新闻事业遭受严重冲击。一些新闻媒体迷失了方向，走偏了道路，不仅损害了自身形象、名誉和声望，而且误导舆论，伤害民心，搅乱社会，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当然也要看到，虽然在此期间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我国新闻事业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不可否认也有积极作为。如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领导调整国民经济，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新闻媒体作了积极的宣传报道，另外在宣传外交、科技等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认识也取得了有益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丰富了党的新闻思想。如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舆论一律又不一律”“开门办报”，以及批评报道“开、好、管”的“三字方针”等观点，刘少奇提出“典型真实才能有效指导实际工作”“报纸要通过调查研究去区分是非和敌我界限”“国际报道不能只有一面，要客观真实”等观点，邓拓发表《怎样改进报纸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等指导性文章，连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经验总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理论思考，成为社会主义党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期间，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在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新闻事业经历一系列改革，获得了空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新闻界不仅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引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实现了新闻传播观念的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深入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新闻媒体配合党中央领导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新闻界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极“左”思潮的禁锢，个别媒体甚至成为宣扬“两个凡是”、制造现代迷信的阵地。这种状况直到1978年才有所好转。是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拉开了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于重新确立新闻报道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标准、恢复党的新闻事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理论宣传战线也开始讨论今后的目标和任务。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可以概括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之后，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了一切任务都要“围绕和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些新时期的新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提出了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此起彼伏。对此，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思想文化战线扫除这些“精神污染”。邓小平连续作了《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讲话，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对外宣传小组、新华通讯社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这些指示、讲话和文件中蕴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富内涵，如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新闻纪律教育，以及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传媒产业发展原则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形势和新实践进行的重要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989年春夏之交，在国内国际一些政治势力煽动下，中国发生了一场由极少数人策划的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风波。在此过程中，一些新闻媒体没有认识到这场风波的深刻背景和复杂原因，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导向。在风波平息之后，当年11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对新闻界在这场风波中暴露出的问题，以及改革开放10余年来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江泽民在研讨班上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李瑞环发表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针对研讨班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使命任务、方针原则等进行了深刻阐释，提出了“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导向、实行舆论监督、加强宣传纪律、讲求宣传艺术等一系列主张和见解，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真实性和新闻自由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回应和明确解答，及时总结教训，端正思想，辨明是非，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方针和行动原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改革方向，加快改革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闻改革不断深化，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末版、星期刊、都市报、专业报等新的报纸形态纷纷出现；深度报道、预测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等多种报道形式相继采用；在发行领域呈现邮局发行、自办发行和邮报合作发行等多种发行方式并存的局面；报业集团开始出现，报业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革；《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电视节目的创办推动了电视新闻舆论监督、调查性报道的风行。总之，新闻改革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党的新闻思想增添了新内容，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发展。这些新闻改革离不开党中央的科学决策和正确指导，如“199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干部对《焦点访谈》等节目的批示63次，1998年达73次”。江泽民多次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讲话，提出了舆论导向“祸福论”观点，阐述了“三为”基本方针和“四人”的工作任务，论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地位、工作原则等，这些思想观点是中国新闻事业转型发展期的重要理论成果，进一步充实了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国内外新的新闻舆论生态环境，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及其对传统媒体格局的冲击，需要明确回答如何适应新形势需要审时度势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等问题。对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改进和加强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改进和加强舆论监督，推进“三网融合”建设，开展“三项学习教育”和“走转改”活动等。胡锦涛结合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如坚持“三贴近”原则，“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等。总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新闻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也获得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创新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总揽国家发展战略全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时代的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发生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互联网条件下发生巨大变化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特点，在继承以往马克思主义优秀新闻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事关党的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进一步创新、发展、完善。

　　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有关宣传思想工作的谈话，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系统阐释了他对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清醒认识及深刻理解。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强调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工作等，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此后不久，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正式启动。这一决定对新闻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即“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理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随后，围绕着这些方面，中国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深入改革。

　　近些年来，论坛、微博、微信、网络直播平台等新的网络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呈现快速发展之势，这既给社会和广大网民带来了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的便利，也带来了虚假新闻、低俗之风、“标题党”、误导信息等负面问题。对这些网络新媒体进行规范管理，成为新形势下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迫切任务。对此，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2014年开始给新闻网站采编人员核发记者证，专门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网信事业的管理。此后还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微博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并于2017年修订《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逐渐形成了中央、省、市三级网信工作体系，形成了管理全覆盖、网上网下“一把尺子、一个标准”的局面。

　　在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思想观念的日益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日趋复杂。在国内，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充斥着恶意攻击党和政府、蓄意诋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任意丑化党史国史、肆意诬蔑抹黑英雄模范等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言论；国际上，中国依然面对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一些西方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掠夺论”等奇谈怪论和政治谣言。对此，习近平多次发表讲话或作出批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高度重视网上舆论斗争，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消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等。习近平在2013年、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多次提到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理论。

　　媒体融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对此，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习近平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推动媒体融合发表讲话，提出要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等要求。此外，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一项重要抓手和举措，这一设想在2017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后，到2019年最终形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5个规范性文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融合的思想。

　　当前，中国新闻事业仍处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系列改革方案正在有序实施，改革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如2019年4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党内法规文件”；2019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启动了改革工作；2019年11月，中国记协重新修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为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2020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要求报纸、期刊出版单位认真落实“三审三校”等管理制度。

　　总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2016年2月19日，他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专门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内容包括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作出了新定位，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方针原则进行了新归纳，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作出了新表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创新发展作出了新部署，对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等。这些内容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发展的理论指南，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体现，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创新与完善。

　　五、总结与思考：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百年来顺应时势变化和新闻实践发展，内容不断充实，逐渐形成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综观百年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其最主要的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改革实践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新闻事业大改革、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新闻思想大迸发、大繁荣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百年历史离不开几次重大的新闻改革，如1920年《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报、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事业的全面改革，以及2012年以来的新闻事业深化改革等。这些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指导理念、人员机构、新闻业务等多个方面，在推动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观念的革新和新闻思想的发展，如1920年《新青年》的改组为“创办党的机关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延安时期的报纸改版实践更是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十八大以后的两次大的新闻改革推动了党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全面创新。

　　如果说新闻改革实践是推动新闻思想大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媒体报道实践则是孕育新闻思想成长成熟的肥沃土壤。新闻思想的理论成果最终要通过媒体报道实践来检验，媒体报道实践既是新闻思想形成的起点，又是新闻思想发展的落点。如延安时期开创的典型报道形式，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检验，逐渐发展为一套典型宣传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指导方针，起初都是针对现实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来的，党性和群众性原则针对的就是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少党性等现象。总之，这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此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报刊活动实践和新闻宣传工作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报刊活动经历，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报刊活动经验，这些经验逐渐演化为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成为后来他们指导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多次通过讲话、文章、批示等方式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指导实践中，他们的新闻观不断创新发展，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有特定的理论来源。其中，党的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理论思考是促进党的新闻思想形成、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对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科学的经验总结，最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理论思考与实践总结的标志性成果，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新闻观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的经典文献。从党的百年历程看，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一特点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外新闻理论的传承、借鉴和创新密不可分。百年间，虽然新闻思想的一些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思想内核和基础理论则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如强调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强调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正确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为主；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等等。这种思想和理论上的延续性，得益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科学理论始终如一的传承与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从来就不是僵化和封闭的，而是充满活力和始终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借鉴外来”的理念，吸收和借鉴国外新闻理论中的思想精华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

　　立足当下，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这必将为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有利环境、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根据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目前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的最好时期。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是需要加快发展的11个重要学科之一，新闻学界和业界应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不懈努力，尽快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们要立足中国实际，增强问题意识，实现不断创新。正如习近平所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因此，我们要坚持以当前中国改革发展和新闻工作实际为研究起点，以解决媒体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目标和追求；其次，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百年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其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是新闻学的宝贵财富，需要不断挖掘、继承和创新。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些内容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此外，新闻学研究要坚持面向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把握时代进步的精准脉搏；最后，要构建具有向心力、研究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大力提倡学术讨论，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开放研究。还要进一步优化学术研究的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新闻学界做真学问、研究真问题提供宽松开放的环境。同时要注意调动学者、学校、管理机构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而努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需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的新闻学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作者：郑保卫，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