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戈迈耶（Jacques Commaille）：法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院荣休教授，斯坦顿韦勒法律与社会导师奖冠军获得者，已故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学生。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决策社会学、社会转型，代表作有《十八至二十一世纪政治规则的转型》《政治规则的蜕变》《法律有什么用？》。

　　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可讨论其社会政治调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探究这一不确定性的意义。这是分析知识体系与政治调控体制之间的系统效应的目的所在。

　　首先，需要对知识体系进入不确定性历史时期的过程作一分析。在正在推进的一部作品的手稿中，我试图比较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方式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的思考方式。通过比较，我观察到这三个知识领域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去神圣化过程。面对已经建立或者即将建立的“真理”，研究展示了社会建构离不开多种外部因素的介入，这同时也是知识的内在动力。托马斯·库恩、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等都曾强调，“那些研究科学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曾对硬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完全中立性提出过质疑。事实上，所有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而这些社会环境影响着观念如何被接受为现有或新范式的一部分”。在从确定性历史时期到不确定性历史时期的转变过程中，这些有关知识体系的新观念逐渐形成，一些学者称之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

　　事实上，从确定性时代过渡到不确定性时代所经历的转变可谓前所未有。在确定性时代，“科学战胜混乱成为时代的代言……科学如上帝一般令人信服”。这里我引用了一位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及社会学家的话。在不确定性时代，科学与源自社会的产物是“共同产生”的，我们观察到对社会的思考方式正在经历这种巨变。这个转变过程带来了新的元叙事以及突出的宏观理论，并试图找到世界发展的意义。这其实是一种转变，越来越将事物逻辑的复杂性考虑在内，这种转变越来越明显。个人开始认为其不仅是主体，同时也参与整个过程。

　　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对法律的思考方式也不例外。那些自上而下的真理试图置身于“社会”之上的努力，恰恰被这种开始变得普遍的忧虑所摧毁。在司法活动中和对法律的思考方式中，曾被忽视的“社会”——尽管曾被认为是污染“法律”纯粹性的源头——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在这三个领域中，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法律的知识领域中，我们可以说“社会”不再被视为知识生产的结果，“社会”不再是一个因变数，它参与改革。“社会”地位的变化开始否定知识的自我指涉性特征，这便是我们在不确定性历史时期所要面对的，即“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不再是一个结果，个体或公众在面对知识生产方式时不再是被动的，因为知识生产源于其自身的逻辑及其必然性。个体或公众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这三个知识领域的生产，因为个体是活跃的，个体和社会开始参与构建这些知识领域，个体是利益攸关方。

　　经过系统的研究发现，知识体系在确定性时期与不确定性时期存在显著特征。这些显著特征也存在于那些表征政治调控体制的因素中，这也正是米歇尔·福柯所强调的。福柯认为，重点不是了解何种力量对科学施加了影响，而是弄清楚科学陈述所传达的权力效应。福柯认为，知识并非独立于权力。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关联的：若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若不同时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认为，系统效应广泛存在于知识体系的变革与知识内在的活力之中。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的主流及推崇的价值观以及文化地位相互交织在一起，还包括福柯所谓的社会在其特定变革时期的“法律—政治矩阵”模型。福柯认为，知识依赖于“法律—政治矩阵”，同时也参与构成“法律—政治矩阵”。如果我们承认存在这种系统效应，那么在这个不确定性时期的挑战将是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政治矩阵”，而这必须考虑到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以及人民的愿望与期待。总之，重新审视并更新公众参与条件的要求和愿望，将带来公众与知识的关系的巨大变化。

　　正如在自然、社会及法律这三个知识领域所显现出来的，在确定性历史时期，知识的地位与社会政治调控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调控。这种观点根植于世界超验性的表达中，其根源正是表现出来的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也存在于对“法律”的思考方式中并以此建立“理性”，它同样启发了“科学”的“超验性确定性”。它同时体现在对社会的思考方式中，并通过隐晦的方式表现出对宗教的怀念，也表现出对替代物的疯狂追求以实现一种金字塔式的世界观，并视之为保护社会凝聚力的唯一方式。这种与宗教的亲缘关系借由法律科学而更加明显。因为，教条从未远离，它代表“基本真理”并验证宗教的真实性。一些法律理论借此削弱一切形式的质疑，这种思考方式的社会性呈现是确定性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建立在将个体视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受益者或者社会治理及政治调控的主体或“受害者”之上的。

　　正如“法律主体”一样，它可被理解为自上而下所指定的规则的组成部分，或者服从者得益于教育、信息和通信等领域的进步，公众与知识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出现在对法律、社会及自然的思考方式上。这是一种新的结构，简单的发送者—接受者因果关系已变革，取而代之的是公众逐渐成为对话者的关系，并试图参与生产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行为将产生不同以往的效果，公众不断去寻求知识，甚至成为探讨其益处或危害的对话者。个体或公众作为知识生产的积极参与者不仅仅意味着知识生产者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体现了公众自身的迫切渴望。公众有权力改变那些属于他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即借助科学制度化和社会政策、经济及文化的力量。不确定性历史时期的到来促使公众与知识之间产生新的关系。这发生在社会政治调控过程及更广泛的现象中——与知识的关系以及与政治的关系。面对“让科学走进大众”的设想，在科学或知识生产上与贵族思想决裂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探究构建新的“法律—政治矩阵”的新方式。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理念给出了思路。他认为，应该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资源、商品、方法、培训、设备，赋予其“能够自主生产知识的能力”。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也提到了这种新型的“法律—政治矩阵”。他认为，政治合法化是建立在“参与决策的人群与接受规则的人群相交叉”的基础上的。我们再来看看皮埃尔·罗桑瓦龙在其著作中对该变革的思考，他巧妙地探讨了公众更多地参与政治调控的形式。实际上，这正是“法律—政治矩阵”的变化所带来的公众与知识之间关系的调整。

　　相比确定性历史时期，我们认为不确定性历史时期的到来，对西方社会的未来更具挑战性。社会发展从来不会遵循某个单向原则，而是冲突的结果。西方社会知识体系与政治调控体制之间的系统效应，尤其是进入不确定性历史时期之后，并非前途一片明朗。它也面临诸多威胁。这些威胁有可能倒退到某些……确定性的威胁，其中的知识生产或与“法律—政治矩阵”相关，很可能走上另一种新的威权政治秩序。其目的是将科学变为这种新政治秩序的工具，将科学演变为服务政治的工具，或者因受制于虚幻的政治秩序而成为一种名不副实的活动。而假新闻和阴谋主义进入了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使得各种知识生产受到质疑。特别是当这种方式明确或隐含地提到“科学”时，这些威胁也可能采取寻求政治秩序重新合法化的形式，强调通过对社会的监管来美化政治的承诺，并借由科学和技术来获取保障。在经济逻辑的影响下，这可能是对“社会”自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政治调控的相对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抓住机会确保其利益最大化。

　　这种关于政治调控体制与知识体系关系的反思，无论如何都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发现知识不仅在自身范围内的场域产生影响，同时也能影响正在变革或意图变革的社会。这对西方社会来说，是极具价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