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组织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改革的重大成效之一是“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一论述是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成绩的客观评价。考虑到中国社会过去40多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型和面对的复杂情况，如何对已有治理经验进行系统化提炼，在制度文明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就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紧迫性的理论课题。

　　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及其独特性

　　国际学术界以西方国家治理实践为蓝本勾勒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轮廓，包括：基于法理权威的科层制政府、与国家相对应且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广泛民主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等。与这些标准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探索的社会治理模式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性。

　　强调党建引领的核心制度取向。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和提升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一制度蕴含了跨组织协调、为流动社会搭建治理网络、推动治理共同体成长三个维度的要素。这些要素又借助于党建的政治引领、激励驱动、网络整合机制，有效应对了治理转型中诸多深层挑战。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绩效导向的“有为政府”。区别于西方国家工业化以来建立的科层制政府体系，中国政府一方面不断强化规则导向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则对治理绩效高度敏感。在横向竞争机制和多维压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重心下移”的制度背景下，形成了持续提升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质量的动力机制。

　　全覆盖的治理组织网络。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是在基层村、居层面形成了细密的治理组织网络。依托这一网络，公共产品得以有效递送，公共管理得以有效组织，风险与矛盾可以在一线化解。这种整体性部署、全方位覆盖的治理网络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独有特征。

　　秩序与活力并举的社会自我协调机制。与建立在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同，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更强调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实现秩序与活力并举。这一制度思维与西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都有根本区别，构建了一种渐进式演进、更注重政社合作的新型社会发育模式。

　　中国式治理的文明意涵

　　任何一种治理模式本质上都蕴含了人类社会关于秩序何以可能的考量，并嵌入特定的制度文明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破解人类社会普遍性矛盾的总体性思路，其中蕴含着独特的制度文明意涵与启示。

　　在多维价值取向间寻求均衡的核心理念。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强调在一系列暗含张力的价值理念间寻求均衡。概括来看，中国的治理模式一直试图在广泛的社会参与与有效国家权威构建之间、富有活力的地方创新与整体有序的治理体系之间、地方治理竞争与公共利益维护之间寻求动态均衡。

　　在多元利益协调中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现代治理体系越来越呈现出“技术治理”特征的背景下，这一核心理念对于推动治理体系紧密呼应人民需求具有重要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一直推动着中国治理体系在多元分化社会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其对于修正治理实践中普遍的绩效主义的发展观、改变科层体系低效率刚性运行等治理顽疾具有重要意义。

　　在复杂社会整合中强调共同体思维。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是努力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公共性领域的构建推动多方主体间形成紧密依赖的共同体意识。需指出的是，中国式治理创新的独特性是既赋予了共同体以现代性内涵，又充分运用传统中国社会“家”的逻辑予以改造，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以上价值与精神持续贯彻于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之中，使其不仅在制度形态上展现出自身独特性，更在制度文明意义上指出了社会有序发展的新路径。

　　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与理论话语创新

　　面对丰富的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学要形成更贴近改革情境的理论话语，在“制度文明”的层次讲好中国治理转型的故事，需进一步探索。

　　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核心价值理念与思想基础进行系统阐述。我国理论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研究仍停留于“白描”层次，缺乏对其后思想理论渊源的挖掘。这导致了学术对话中的种种局限，社会学应在此领域形成时代性理论成果。

　　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进行整体性分析与理论提炼。我国学术界对自身治理体系的很多基准理论判断都建立在西方政府、政党理论基础上，忽略了“党建引领”“条块政治”等中国特有的治理特征。社会学近年来的前沿研究在此领域已有所探索，未来还需进一步在现象阐述、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炼本土化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

　　要对中国式社会发展路径形成更为贴切的理论阐述，从而超越西方基于“国家—社会”两分理论而形成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式政社关系、社会发育路径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理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