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一样源远流长。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文学理论，可以追溯到1904年《京师大学堂章程》国文门的“古人论文要言”，至今已走过两个甲子。一百年多来，文学理论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在古与今、中与外的复杂纠葛中，随着社会历史进程而演进，走过艰辛而曲折的道路。

　　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课程改革的文学概论，刘师培主张宜以《文心雕龙》诸书为主，认为黄侃所编《雕龙札记》尤适教学之用；而教授案提出：“‘文学概论’单位，当道贯古今中外，《文心雕龙》《诗品》等书，虽可取裁，然不合于讲授之用，以另编为宜。”这就表现出古今、中外的冲突。此后，文学理论建设的资源主要来自国外，如英国的温彻斯特，日本的厨川白村、本间久雄，美国的亨特等的文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大行其道。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努力发掘和张扬中国自身文论传统，如马宗霍、姜亮夫等编撰的《文学概论》，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胡小石、朱自清等编著并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矫正了外来理论居于一尊的格局，也推动了传统文论自身的现代化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理论学科曾受到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等的直接影响，但是不久，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便成为文学理论学科范式转型的新方向。

　　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强势涌入，中国文论的很多议题都是在应对外来文论冲击的过程中被逼出来的。这当然有其意义，它能够促使文学理论走出传统，进入现代形态。但是，应激反应式的文论现代化，其内生性力量不足，往往对中国文论自身的独特内涵和有价值的资源重视不足、发掘不够。

　　重塑当代中国人的

　　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

　　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和平发展的治理时代，时代的发展主题是社会治理与发展，而不是社会急剧变革。从社会治理和建设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理论如何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和谐进步，促进全体人的健全发展，应当是思考一切问题，包括文学和文论问题的新基点。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内在自我的和谐，这个文化传统至今依然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重人道、重天人合一、重成己成物，20世纪以来的新文化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又提出文学的人民性，这是今天建设中国文论的思想基础。

　　文学是人学，文论的根基是人学，有什么样的人学理想，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对个体的日益尊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但个人主义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的作家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而应是传统文士的现代延续。文士在古代承担着化民成俗的责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是一句空话；今天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思想认知和人格精神上依然应该是群众的表率，在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应该具有引领群伦的作用。中国文学与文论建设，应该着力于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从而引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关注具体实际问题

　　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论

　　从关注具体实际问题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建设的“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文论观念和命题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不论20世纪前半叶用欧美文论观念阐释中国材料，还是后半叶用马克思主义具体文论观念解释中国文论，都是一种强行扭合，并不能彰显中国文论的真正价值。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汲取过去强行扭合的教训，超越以西释中、以苏释中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目标。遵循这些基本原理，关注中国具体实际问题，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论，才是文学理论建设的“两个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研究应该立足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学发展状况，接续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文论传统，着眼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未来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向文化建设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借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的术语说，中国文化不能一直自甘于“受动”的位置。中国文化在发挥其包容性的同时，应该确立其主体性，为当下社会和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精神资源，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能动”变革，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智慧。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论也应走出“以西释中”或“中西对立”的二维模式，实现从“受动”向“能动”的飞跃，建构立基于中华文论传统而又具有时代气息和当代生命力、开放性的文学理论体系。

　　立足当代中国 借镜国外文明

　　开启中国文论的“能动”阶段，需要立足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与认同，借镜国外文明，对古今文化传统作出新的发掘、新的阐释。就当前研究格局来说，增强阐释力尤为重要。文献整理的热潮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繁荣，简单地拿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与文论也只是对自身的扭曲。只有立足现实，放眼世界，重释并转化文论传统，以彰显新意，建构扎根于中国文化而又符合并引领时代的文学理论，才能促进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人文学术研究往往与社会进程同步。过去百余年社会变革中的文学与文论研究，较为关注世变文学，相对忽略文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较为关注通俗的市民文学，相对忽略士人雅文学及其对于文化精神和社会风尚的引领意义；较为强调文学的革命性，相对忽略文学对于人格塑型、心灵治疗的功能；在文学的知与能、理性与情感、纯文学与大文学等方面畸轻畸重。随着社会的发展，须要我们在一些基本的理论认知和价值观念上有所调整。

　　构建既符合世界文明方向又扎根我们自身文化与文明土壤的知识世界、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学是知识的载体、意义的生成和价值观的培植，在读者知之、好之、乐之的过程中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文论进入“能动”时代，应该引导文学创作和理论阐释等实践活动，重构具有中华文明根基而又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世界观、社会观、自然观、自我观、审美观；探索文学在培养对中华民族的共知、共识、共情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这应该是中国文学理论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和社会担当。从这一要求来看，中国文论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学科建设大有作为，也须勇于创新理论，在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实现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20&ZD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