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者自觉担当中国使命，构建中国学派，阐释中国道路，打造中国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周领顺教授所提出的译者行为研究理论便是翻译界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实践。经过多年努力，译者行为理论体系日趋完备，其在阐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实践也日趋广泛。

　　译者行为理论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创新实践、学术担当和理论功底，具有理论的引领性和实践的阐释力。首先，译者行为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具有引领作用。尽管传统的翻译概念如忠实、通顺、直译、意译等仍然被广泛运用，但仅仅重复这些概念的研究难有创新。译者行为理论从“文本—行为—社会”三个层次展开理论建设、翻译批评实践和翻译实践三个方面的研究，在翻译学研究内部，厘清核心理论概念，围绕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进行理论系统建构；在翻译学科外部，既考虑跨学科的融合和共建，也对接社会的发展。

　　其次，译者行为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具有解释力。当前，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文学研究者加入译者行为理论研究，既不断充实、完善、深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把该理论广泛运用于翻译文本研究、翻译实践研究中，尤其用于阐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中的多种行为主体的翻译行为，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

　　有人曾说翻译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情之一，对好的翻译、优秀的译者尤为如此。译者行为研究抓住了翻译研究的“牛鼻子”，因为译者行为研究的中心就是译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行为的产生一定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起辅助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而产生作用，一般是这样解释问题的。译者行为不仅与译者的心理和译者的大脑神经有关系，还与译者的性格和原知识域有关系，和他的认知也有关系，当然与社会也有关系。按照文化操纵派的说法，译者属于时代语境、社会文化、主流诗学，那么他的翻译肯定受此影响。比如，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雪莱的诗，为什么雪莱的诗在中国那么有名呢？因为雪莱的诗有一种铿锵有力的反抗侵略者的气势、语言和意象。这些内容都与时代有关系，与译者本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在其他层面，翻译与译者的生活、译者的性格、自然环境等都有些关系。

　　总之，译者行为理论具有创新引领性，是一种具有较大解释力的理论，这对中国翻译界来讲是一股清风，对于我们更好地做好翻译研究，更好地把中国文化翻译出去，把外国的先进文化翻译进来，都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在AI时代，译者行为研究大有可为。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