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结构主义语言大师、现代语言诗学的创立者。以语言学的视角、理论、方法和批评实践来研究文学，努力探寻语言学和诗学的跨学科联姻，首倡“文学性”（literariness）并进行语言学阐释，正是他留给世界学术的宝贵遗产。正确理解、合理借鉴、批判吸收雅各布森的文学阐释学，对于建构中国文学阐释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看，雅各布森以语言学阐释文学有三大贡献：其一，以语言学为诗学立法，以“文学性”为文学科学立法，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研究模式的革命性冲击，开启了以语言学方法探究“文学性”、探索诗学的新风尚，开创了以文学学科的独立自主为标志的现代文论新时代。其二，顺应现代学科发展规律，率先打破了语言学与诗学的学科界限，实现了二者的联姻，为语言学和诗学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跨学科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这种范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印象式、偏重价值评判的传统文学研究的主观性、任意性、意识形态性，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语言本体，为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也使得语言学模式迅速成为诗学之外其他学科争相利用的基本模式。其三，关注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即由语音、语法和语义所构成的自给自足的整体结构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诗性功能占主导”即“文学性”在诗歌文本层面的具体显现，其语法批评实践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对“语法的诗歌”问题和“诗歌的语法”问题的一种系统的语言细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英美新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本“细读”典范。

　　雅各布森以语言和结构为永恒客观的真理，其文学阐释学细致解析了文学的结构方式、审美方式和生成机制，但也因此而遮蔽了历史性和人文性，这也正是“结构主义”理论遭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当然，考虑到雅各布森主要处于现代主义而非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语境中，因此我们也应当抱有“了解之同情”。

　　尽管雅各布森不曾来到中国，但他一直对中国以及东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并将中国古诗纳入到自己文学阐释学的“世界版图”之中，用以验证其理论的普遍性与有效性。他有心要走出西方文学（文化）的拘囿，开拓更广阔的文学研究领域，因此抱着谦虚谨慎的研究姿态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精神来深入探究中国诗歌，其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汉语诗歌最凸出的结构特征——“平行”（parallelism），而且细致阐释了中国古典格律诗的普遍模式及其生成机制。

　　其一，以“平行”理论解释汉语诗歌结构之美。在雅各布森看来，“平行在中国诗歌构造中成为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与希伯来诗歌中已表明的相一致的东西。”他注意到，汉诗的语言平行是与其逻辑结构相匹配的，而且在逻辑思维中承担着潜在的、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相信世界是由成对的事物、成对的属性、成对的观念构成的，比如天对地、圆对方、阴对阳、黑对白、父对子、君对臣等。这种平行规则在汉语书面诗歌中较为严谨，而在民间创作中则是有几分自在的。总体来说，各种形式的平行是汉语语言风格的最突出的特征，也可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两种规范之间选择的游戏。雅各布森还坚定地断言，“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诗歌中平行的不同分析，都蕴含了丰富的、有益的相关结论和新发现的可能”，这可以说是他在研究中国格律诗之后的深刻感受。

　　其二，以结构分析揭示中国格律诗的普遍模式。在《中国格律诗的模块设计》（1970）一文中，雅各布森对中国格律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结构分析，他所构建的中国格律诗的模式既简单明了，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涵盖了音节组合、平仄、对偶和用韵这四大特征。他运用对称与反对称的原理，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国格律诗的结构特征，揭示出中国格律诗的普遍模式及其成因，不仅开拓了我们对于中国诗歌的研究视野，更揭示了中西诗学的同构模式，显示出中西诗学对话与融合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在中国学界展开理论旅行，中国诗学研究从雅各布森文学阐释学和批评实践中汲取到许多有益滋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鉴雅各布森文学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二是借鉴雅各布森的隐喻转喻说阐发中国的“比兴”问题。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的文学阐释学研究，是一次成功的文论“扩容”，其“平行结构”“对等原则”“隐喻-转喻”等理论的阐释效力，以及细读式诗歌批评实践，对于我们评点式、印象式、感发式的古典诗歌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不仅为中国诗歌研究提供了一种互补性的研究范式，而且促进了中国诗歌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推进了中西诗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

　　三、批判吸收：雅各布森文学阐释学应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

　　借鉴西方文论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发挥其最大价值，只有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理论自身的内在生命力而成为“活的理论”，才能使外来理论经过本土化改造而真正成为中国文论话语。而要借鉴雅各布森的文学阐释学来建构中国的文学阐释学，必须要经过批判吸收。之所以要对外来理论进行批判吸收，一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面向特定现实而产生的，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要规避其理论自身的不合理或不足之处（如“强制阐释”）；二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在某一国度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性，因此须坚持“自我”意识，过滤掉其背后的某些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隐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批判他者只是手段，建设自我才是根本目的。

　　雅各布森的“对等”“平行”等文学阐释学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一定程度上激发、补充和丰富了中国诗学研究，同时，中国诗学也为雅各布森诗学提供了理论检验的场地。比如，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通过深入比较，指出雅各布森理论的不足，针对汉语诗歌的“隐喻语言”而提出不可忽视的“分析语言”，以此否定雅各布森将对等原则作为诗歌唯一关系法则的极端观点，进而提出应将“传统”概念引入结构主义理论，这种“传统”自然是追求“言外之意”的中国文化传统；再比如，童庆炳还针对雅各布森的“语言文学性”提出了“审美文学性”予以矫正。

　　总之，相较于总体上“重意轻言”的中国诗学而言，雅各布森的文学阐释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范式，一种补充，一种借鉴。文学阐释者既要“入乎言内”，又要“出乎言外”，只有“入乎言内”才能把握和呈现文学语言的结构、本色乃至生气，知晓文本的生成机制，而只有“出乎言外”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文学之为文学的意味、气韵和高致，获得超越文本的审美愉悦；只有出入有度，内外融通，彼此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补，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断裂，摆脱西方诗学二元对立思维的桎梏或中国诗论“得意忘言”的片面，才能在中西诗学比较的整体格局中重构我们的“文学性”认知，最终建构起科学性、人文性、历史性、现实性统一的中国文学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