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问题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文论史中的重要问题。不过，直到19世纪末，语言研究才被视为解释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一把“密钥”，成为实现现代性祛魅的重要途径。肯·赫契考普认为，语言学转向并不只是存在于哲学领域，而是人类思想史的“历史性契机”。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主要研究意义、所指、言语行为等问题，成为研究语言的一般特征的“语言哲学”。从语言学转向的整体情况来看，分析哲学、结构语言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都把以往作为人类交流途径和思维工具的语言看作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语词的意义与语词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人类如何通过语言把握世界。由此来看，语言既是一个研究主题，又成为一种哲学方法。

　　不过，分析哲学、结构语言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对语言的认识与看法存在很大差异，也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产生重要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理论重蹈它所反对的现代性理论的覆辙，逐步被体制化和经典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论危机”与“理论之后”等应运而生。马丁·麦奎兰、格雷姆·麦克唐纳、朱迪斯·巴特勒、约翰·吉洛里等先后提出“反理论”“抵制理论”“后理论”等观点。从总体来看，这些后理论观点在接受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与言语分析的基础上，把语言作为讨论问题的视界，努力勾勒21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新图景。语言在理论时代就体现出阿尔都塞所谓的“问题式”的特点，在从理论时代走向后理论时代的过程中仍然是理论探索与反思的问题域，从而成为开启后理论时代的“历史性契机”。

　　分析哲学运用现代逻辑对形式语言展开科学分析，使语言从逻辑分析的工具转变为逻辑分析的对象。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分析美学作为受其影响而产生的重要美学流派，既借助“语言分析”的方法解决美学问题，也在丰富语言分析的同时使分析哲学的疆域扩展到艺术、文学等诸多“感性学”领域。分析美学改变了传统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从“语言”和“逻辑”层面分析美学问题，形成新的美学研究思路。

　　早期分析哲学主要以句子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探讨了句子结构与事实结构之间的关系、语词在句子中的意义、与真的形成有关的意义理论以及意义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早期分析哲学通过“语义上溯”策略：先把哲学问题转换成语言问题，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刘易斯与克里普克分别提出现代模态逻辑与可能世界语义学等理论，引发了关于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可能世界是否真实等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为探讨文学虚构问题带来重要启发，将文学的虚构世界看作可能世界，改变了以往以现实世界为依据探讨这一问题的思路。

　　后期分析哲学主要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哲学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日常语言展开泛语言哲学分析。奥斯汀等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推动了话语分析与交往行为理论的发展，也为深入认识文学语言并提出新的文学本体论提供了新思路。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看，日常语言哲学将以往被视为文学语言专属的隐喻、反讽、韵律等问题引入日常生活与交往行为层面，打破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论的封闭研究格局，重新解释了文学话语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受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深入分析了受话人的角色、文学话语的施为功能、语言的不确定性以及主体的心理与意识等问题，在有效扩展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边界的同时也对文学本体提出新的建构。

　　作为语言学转向重要构成部分的结构语言学，既直接影响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特伦斯·霍克斯在分析结构语言学与分析哲学的差异时提出了“超结构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超结构主义既包括索绪尔与雅克布逊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格雷马斯的结构符号学等结构主义，也涵盖符号学、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福柯与后结构主义理论。超结构主义之所以能够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并对其形成超越，是因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虽然关于知识的客观性与确定性问题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是都注重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角度分析问题。

　　结构语言学关于语言要素的联想关系（纵聚合）的分析，清晰地揭示出文学隐喻与反讽的具体发生机制。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既体现了规则与行为、非功能与功能的差异，也强调语言系统所具有的语义区分功能。言语之所以能够表达不同的意义，是因为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关系不同。句子是最大的形式与意义单元，句子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与同一层次上的其他成分构成句段关系（横组合）与联想关系（纵聚合）。隐喻和反讽在语言学转向视野中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概念，清晰地体现出语言要素的联想关系的复杂性。文学隐喻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言语能够把不在场的要素聚合起来，以共同点或相似点为基础形成一系列复杂的意义替换。文学反讽同样建立在语言要素的联想关系的基础上，但是主要体现了语言要素的张力关系。

　　结构语言学主要对脱离了言说主体与言说环境的抽象实体展开研究，无法解释现实存在的复杂言语交际活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维尼斯特的话语语言学研究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从人文精神角度推动结构语言学走向超结构主义语言学。隐喻与反讽在不断扩展语言要素的联想关系的同时，也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为具有生存论特点的文化批评理论。隐喻的“求同”特点被不断放大，完全超出语言学与文学领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文化现象。反讽的非同一性逻辑受到重视，在凸显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批判性、否定性意义的同时，也使其彻底转变为一种后现代理论话语。

　　海德格尔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启发，认为语言的意义与指涉永远存在差异，无法达成一致。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种意义与其真值函项结合在一起的存在论语言观。存在论的语言与日常语言完全不同，是一种把日常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直接呈现出来的诗意语言。诗意语言具有存在论的优先地位，能够把语言与事物、语言与真理统一起来，形成对事物与真理的充分显现。存在论语言观之所以长期遭到忽视，是因为工具论的语言观把语言视为对象、手段，错误地把存在者当作存在。

　　海德格尔对于语言与真理问题的分析，改变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哲学的附庸的观点，在强调文学具有超越形而上学的特点的同时，为文学对抗哲学的后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前提。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把先验主体哲学与历史主义生命哲学联系起来，强调作为能动主体的“此在”在超越经验性主体的同时处于个体与历史之间，通过言谈形成与他人的共在，在彼此之间的对话与应答中领悟此在的展开。存在论语言观通过勘察语言自身的界限，使长期被存在者所遮蔽的存在与真理得以显现，揭示出艺术所具有的开启世界的特点。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存在与真理之间关系的分析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批评。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是一个从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的过渡人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里达从隐喻、书写、踪迹、延宕与补遗等角度分析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既召唤特定的文学阅读并建构出以超验的审美体验为纽带的文学历史，又承载着历史、哲学、语言学等丰富的文化内蕴，形成与各类文化实践之间的交错互动关系。德里达站在后结构主义立场上分析文学与哲学、历史之间的关系，站在后形而上学立场上，从审美超越性与文学的“超验”阅读等角度重新界定了文学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