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学和阐释学中的“事物转向”（Turn to things）是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回归和复兴的表征，彰显了文艺文化实践的“物质性”（materiality）和“事件性”（eventness），体现了诗学和阐释学面对新的文艺文化现实而融合会通的基本趋势。在当代诗学和阐释学视野中，“事物”（thing）和“物性”（thingness）的复合义项中逐渐分蘖出“物作为质料”（The material of the thing）和“物作为事件”（The event of the thing）等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并缘此而形成了“物质阐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cs）和“事件阐释学”（Evential hermeneutics）。前者以美国的“技科学”阐释学家唐·伊德为代表，通过“翻转语言论转向”而阐发物质（成像）技术在文艺文化阐释中的基础地位和根本价值；后者以法国现象学阐释学家克劳德·罗马诺为代表，通过强调事件的“元本体论”地位和变革性潜能，彰显阐释者作为事件的“历险者”而参与未来意义生产的价值取向。前者侧重一般方法论意义，而后者则包容了阐释本体和阐释方法。两种阐释学在文学审美经验阐释方面殊途同归，共同反拨文艺研究领域独尊“语言学模态”（linguistic modality）的唯心论倾向，探索“多模态”（multimodality）协同和“多感官共轭”（conjugation of the senses）的阐释机制，为唯物论诗学和阐释学的建设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汉语中的“事物”和英语中的“thing”都具有丰富复杂的义涵，但当其与“人”或“subject”对举时，其区别性义涵，正像俗语“对事不对人”引发的意义联想。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主体性思想的流行，超历史的、非物质的“大写主体”（Subject）凌驾于万物之上，与之相对的“事物”或“thing”则受到压抑，从而引发当代思想持续不断的“事物转向”运动，并在上世纪末叶以来达到了高潮。然而，“事物”（thing）概念“聚集”了复杂多样的义项，而作为与主体相对的“客体”（object）、“客体性”（objectivity），它既有“物质”（material）和“物质性”（materiality）的维度，也具有“事件”（event）和“事件性”（eventness）的维度。尽管基于两种维度都可形成对近代思想传统中“大写主体”的反拨，但二者的思想重点和取向仍然显示出诸多不同。前者与主体性学说相对抗时，更多地强调了“物质性”的基础地位，以及物质、质料因素与主体的“分离”，或者将主体一并归入“物质性”存在；其一般形态表现于“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al studies）以“物质作为文化”（material as culture）的研究取向之中，其极端形态则以“客体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为代表，在康德式“物自体”（the thing itself）意义上把握客体，认为主体最终无法到达客体，主体或可径直归入其“客体”范畴。后者在与主体性学说对抗时，更多地强调“事件性”的基础地位，以及事件、事情等与主体和人的“关联”（connectivity），将参与其中的人把握为“事件”的一部分。作为贯穿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观念，“物质性”理论更多地集中于对“物质要素”之深度的开掘，而“事件性”理论则更多地聚焦于对“事件系统”之广度的开拓。它们在对抗近代“大写主体性”和唯心主义倾向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共同为唯物主义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也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文艺文化现实提出了新的参照。   

　　二、阐释学多维拓展，走出“语言论转向”   

　　自狄尔泰设定所谓“狄尔泰鸿沟”（Diltheyan Divide）以来，以语言文本为主要研究内容的阐释学，将其对象、方法和结论都限定在“精神科学”或人文学科领域，而在数字时代人文与科技彼此叠加相互缠绕，呼唤“扩展阐释学”（expanding hermeneutics）以便将语言文本的物质性以及自然科学及其研究对象重新纳入阐释学视域，“物质阐释学”在上世纪末应运而生。它探讨新的成像技术和科学仪器如何改变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观念，展示科学革命教给我们的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东西。这种基于当代新技术和跨学科方法的物质性阐释，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当代文艺现象的阐释来说，它突显了文学语言能指的物质性以及文本本身的物质属性，文学语境条件的物质性以及文学与起限制作用的社会世界和事实条件的物质关联，文学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和审美经验藉以发生的身体的物质性，文学表征对象的物质性以及经验客体和对象世界的物质性。这促发了文学研究焦点从“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向“事物间性”（objectivity）的转移，以及阐释学的参照范式从“语言文本”模态向“具身感知”模态的过渡，也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贯穿于阐释学历史并在“语言论转向”以来得到放大的“文本主义”（textism）和“文本巨无霸”（Toe, Text of Everything）思想的要害，诚如伊德的“物质阐释学”的标题显示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转语言论转向”（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然而，在物质阐释学中，诸多物质性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协同运作问题，以及“具身感知模态”与“语言文本模态”之间的“多模态共轭”（Conjugation of multimodality）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兴未艾的“事件阐释学”正在为问题的解决提出参照。事件阐释学赋予事件“元本体论”地位，事件与世界一起涌现，只有那些革新性事件才真正需要阐释；阐释者并非事件的主导者，而是参与事件并进行选择的“历险者”；对事件的“理解”不同于对“事实”的“说明”，并非根据给定的语境，而是对既有语境的超越。阐释活动向未来开放，意义只能从它所产生的后代人那里才能得到理解，并因此而具有无限可能性。在此视野下，阐释本体与阐释方法共同归属于事件领域，诗学的诗性机制、事件空间和阐释学内涵得以彰显，其内容、主体、方法和价值取向得到重新定位。如果说“物质阐释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那么，“事件阐释学”则更多地表现为本体论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物质阐释学”和“事件阐释学”，或强调阐释对象及其关联维度的“物质性”，或强调阐释活动及其关联语境的“事件性”，二者在走出阐释学“语言论转向”及其“文本主义”局限的过程中携手并进联袂而行。然而，“走出”之后又将如何呢？“物质阐释学”对语言论转向的线性反转可能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当前的文艺文化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更具“关联—结合”潜能的系统阐释学。   

　　三、诗学融入事件，寻求“多模态共轭”   

　　如果说，“语言论转向”及其“文本主义”将缘于非物质的、精神性的、语言符号现象的“语言文本模态”挪用为物质文化及其物质性问题的阐释范式，属于“场外征用”式的“强制阐释”，那么，反之亦然，物质阐释学的“具身感知模态”同样不能直接挪用于前者并代替“语言文本模态”。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综合性的阐释模态即“多模态共轭”，以便将阐释本体与阐释方法置于同一场域，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间文化”“文物-图像”等“四重证据”统摄在阐释视域之中。这需要诗学与阐释学的相互融入，诚如卡勒所主张的，“文学研究真正需要的是诗学和阐释学的结合”，需要诗学与阐释学在“事件”的“同一个场”里运作，从而将“文本事件”（textual event）、“图像事件”（image event）、“物质事件”（material event）和“行动事件”（action event）等同时纳入阐释视野，使文学研究的“文本阐释学”“物质阐释学”“图像阐释学”和“行动阐释学”在“事物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things）的“多模态共轭”机制和“四方映照圆环”中协同运作，从而增强文学研究对于当下文艺文化现实的阐释效力。   

　　“事物转向”和“事的世界观”，激活了“事物”和“thing”在中西方语境中的“聚集”“涌现”“联通”等古老义涵，不仅为对抗“大写主体”而通向唯物论阐释学铺平了道路，为文学研究走出“语言论转向”及其“文本主义”的狭小空间打开了多重向度，而且正在为“多模态共轭”的文学阐释圆环擘画理论视野和方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