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是赋予对象以精神整体性的思维模式或模型，它为一定群体成员在理论思考中共构、共承与共循。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群体在持续的理论建构中通过积累、养习、模塑、交流而形成的理论思维模式。它具有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脉络整体性地梳理对象、中和整体性地协调对象以及变化整体性地生成对象的中国特征。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提出证明着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进一步自觉，也证明着这一自觉研究已进入中国文论整体性深入建构的阶段。当下，研究文学理论的中国范式，主要面对三种历史状况，即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诗文评一体化经典的文论，承于西方现代性冲击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文论，以及至于当下的以中国为主体的现代建构的文学理论。这三种状况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互构、共融与共呈的，它以一种中国的理论普遍性而引人注目。与西方文学理论相比较，中国文学理论范式思维运作有着自身的模式，其特征在于：

   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即把对象置于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思考对象与其他事物建立联系的属性，思考这种联系的状况、联系的规定性及对象的被规定性，从而使对象获得与其他事物相关的整体性。这是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极具普遍性的特征。

   这一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首先，善于发现并揭示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关联可能性，内部的与外部的、显现的与隐含的以及确定的与不确定的，这样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关联体，思考主体的目的就是使有待关联的对象在其关联可能性中成为可予思考的对象；其次，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不是对象自在的而是另外赋予的，即赋予对象以某种关联性，使对象在所赋予的关联性中获得关联意义，这种赋予的实质是阐释性的，即把对象理解为研究主体所阐释的对象；其三，进行对象的动态的关联整体性建构，通过建构，对象不再是初始的研究对象，而是获得了研究主体所赋予的理论整体性。这其实就是范式运作的过程，亦即范式在对象中的实现。

   由对象的关联可能性，到主体赋予的对象关联性，再到对象的关联整体性，这种对于变化着的关联性的敏感乃至把握与运用，所以被确认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特征，在于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理解生活、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关联，即把对象置于一定的关系结构，或者，从一定的关系结构中动态地认知与把握对象，这是中国传统对于世间万物浑然一体的发展变化予以把握的方式。

   “脉络”即经络式的纵向线索，经由关联连贯，不同对象成为彼此融通的连索整体。孔子曾称自己的主张为“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一以贯之”的道即不同对象的关联得以贯通的“脉络”。

   “脉络”可以是历史整体性的贯通，可以是历史时段性的划分，也可以是现实展开的过程，这是有机束结的，不同于西方有观念封闭趋向的逻辑思辨。这样的“脉络”把握，需要思维的梳理功夫，即将具有不同连贯性的脉络各自理顺，找出其中彼此关联的因素，进行何以关联及如何关联的追问。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取向。以汉代刘向对于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阐述为例。“智”与“仁”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刘向以这两个基本范畴为根据，进行了道德脉络的梳理，经由梳理，从自然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天地万物，到社会生活中的国家、臣民、圣哲、贤良、勇士、智人，均被关联于其中，并且被仁智所贯通。这里所以不存在“不可化约”的情况，在于汉语所独有的象形表意功能，这样的功能为传统的“取譬连类”思维打开了无比宏阔的天地。

   “脉络”梳理是当下的文学理论中国范式常见的运作模式。在历史延续性中展开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理论扩容中进入活跃状态的跨域文化关联研究，都明显地体现着不同于西方的“脉络”梳理思维方式。

   “中和”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它以世间万物的差异性为前提，但并不改变这种差异，而是守持这种差异，协调这种差异，通过协调求得通约差异的和谐统一。这样的协调见诸思维，便是热衷于寻找、发现、组织、运用那类可以使差异性得以均一的标准或尺度，并以此营造一种可以直观、可以认知的展现形式。“中和”之“中”即是均一的尺度或标准，亦即通常说的适度或不偏不倚；“中和”之“和”即和谐统一的形式。“中和”思维建立在感受与体味的基础上，是感受性与体味性的对象获得。

   西方自古希腊以降，便把差异性视为理解与认识事物的基本前提，坚持差异性的不可通约。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一直坚持差异性的可均和，即万物有所差异但又共存其“中”（适度），也共有其“和”体现了差异性通约的思维取向以及通约节点的节律变化。

   中国文学理论对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感受，就是趋“中”效应的度的把握与判定。理论的创新发展，如文学理论由文本向文学活动转型，由认识论文学理论向实践论文学理论转型，都体现出由此及彼的差异性跳跃，中和整体性在其间由“中”至“和”的协调则保证着这种跳跃的延续；至于在文学理论建构中经常发生的西论中化，本身就是一种差异性的兼容汲纳，其间的中国文学理论的主体意识总面临一个是否适度的追问。这样的学理场域，是西方的观念思辨所难以进入的。

   中西方理论对共同面对着差异变化何以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却出现了二者的封闭与开放的不同趋向呢？这里的根本大概就在于对变化的不同理解。西方哲学对于变化的理解，可以用现象学的“流变”来概括，即变化发生于延续的流动中，是流动中的变化，像河流一样，延续而下。古希腊的赫拉克拉特就明确地表述过这种看法，他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中，但这变动像流水一样是延续的。同样的理解被胡塞尔从内时间意识角度阐释得更为详尽，他称意识的流动中的变化为流逝连续性的“连续统”——“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具体的连续性行走，那么我们便是在持续变化中前进，在这些变化中持续变化着的是流逝样式，即相关时间点的流逝连续性”。[1]中国传统的变化意识，并不强调由开端至于当下的流逝，而是更注重万事万物的自变自化，在自变自化中归入一统。这个过程没有延续的限制，而是四面八方地千姿百态地拓展开来，是各司其职各显其用的养育生化。

   变化生成是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常用模式。这种模式突出的特征就是拒绝封闭，它不断地向现实敞开。传统转化研究、西论中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研究、阐释学研究、叙述学研究等等，变化是它的常态，在变化中不断生成新的理论建构。

   [1]【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0页、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