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格尔建立以“理念”为逻辑起点的形而上学美学体系以来，自然美就一直被西方美学家所忽视。在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中，自然美也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美学建构的一个障碍。在新世纪，随着生态美学的异军突起，作为传统美学范畴的自然美已经逐渐成为被人们遗忘的概念了，自然美遭遇到“生长”的困境。那么，如何重新恢复对自然的审美能力，为自然美的“可生长性”清理出一条可行的路线，成为当下美学研究的一个亟需解决的理论课题。自然美的“可生长性”在此意指自然美学或自然审美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也意指自然美理论在遭受长达两个世纪的忽视之后的勃兴。本文尝试从美学史中梳理出一条自然美知识增长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分析在新的理论语境下自然美“可生长性”所要解决的几个理论难题：自然的存在方式问题、自然美的真理性问题和自然美的体系建构问题。

　　要对自然美的“可生长性”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考察，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美学史上去追溯自然美的知识增长路径。在对美学史的系统梳理中看看自然美的知识增长究竟涉及哪些基本的问题。

　　自然美的知识增长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自然美滥觞于古希腊时期并在中世纪得到扩展。古希腊时期的自然美是艺术美的摹本，中世纪的自然美成为上帝创造力量的显现。其二，自然美在近代与审美无利害的观念相结合，通过艺术性的“如画”原则确立，艺术美成为自然审美欣赏的基础。其三，自然美知识的增长在现代出现分化。一方面，自然美在主流美学研究中被遮蔽，另一方面，自然书写与自然美学在北美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四，自然美知识在当代得到了扩容。西方美学重新发现自然美，引入景观、环境、生态等维度，与此相关，自然美学与哲学、科学、艺术、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环境艺术、环境人文学等都有深刻的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美学史上自然美的言说方式发出如下三重追问：（1）自然何以存在？这关涉到对自然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追问。（2）自然美何以通向真理性？这关涉到自然美与艺术美，自然美学与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区分问题。（3）如何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自然美学体系？自然美学何以应对时代生态症候？这关涉到自然美学向当代审美形态（环境美学、景观美学和生态美学）的理论演进问题。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也就厘清了自然美“可生长性”的知识谱系。

　　提到自然，我们就要从本源上回答自然是什么，或者“自然何以存在”。对此，我们既要对自然存在的根源和意义进行形而上层面的追问，也要对自然存在的具体表现进行形而下层面的分析。前者是对自然本体，即自然存在的追问；后者则是对自然具体存在方式的探究。两者结合才能回答“何谓自然”这一涉及到自然美知识增长的核心问题。

　　自然的存在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作为形而上层面的自然存在，它有“生长”与“本性”的内涵，是具体自然存在者存在的本原和动力。本体论层面的自然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代自然美理论的构建，美学界由此大致产生出本质论与存在论两条构建自然美的路径。其二，作为演化过程的自然。作为形而下层面的自然本体的形象化体现，它为整体自然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自然本体的统摄下，将潜在的“自然存在”落实为实在的“自然存在者”。受此影响，自然美的当代建构围绕客观性展开，自然审美的客观性以及对本真自然的追寻成为当代自然美学的重要议题。其三，作为人化过程的自然。在人类主体的参与下，人化的自然是自然的本源内涵与人类主体性博弈与平衡的结果，为自然的显现提供了更为独特的方式，构成了当前自然最普遍的存在方式。在当代自然美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当代中国实践美学将自然看作“人化的自然”，将人类实践作为自然美的根基，并由此阐发了自然美的生成机制。

　　通过对自然美概念的语义学分析，我们发现与其仅仅把握“自然”抑或“美”的语义，不如去把握“自然美”的真理性问题，通过对真理性问题的解释，可以分离出自然美本身的知识论基础。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对自然的审美经验中所蕴含的真理性问题，我们也就能够将自然美从其他别的审美经验中区分开来，从而确立自然美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地位。

　　对自然美真理性问题的解答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就自然美所呈现出的内容来看，自然美是自然无蔽的敞开，本身就具有最本源性的内容。当我们在进行审美的时候，人们对自然形式的审美经验可以直接关联于自然的生命进程，自然形式审美在本质上是自然生命之美的展现。自然形式向着自然本身的运动将自然存在物的真理敞开，这就是自然美的显现。其二，就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来看，自然美比艺术美更加本源。对自然的审美经验是人类最原初的审美经验，它并不需要任何概念的介入，无论是自然的概念还是美的概念，在这种本源性的经验中，自然美所呈现出来的真理就是一种原初的自然相统一的真理，这种原初的自然是一种未经人类染指的本源状态的自然，正是通过这种自然美的言说方式，自然的神秘性得以解蔽。自然的神秘性就是存在的本源状态，通过对自然的审美经验，这种存在的本源状态得以无蔽地敞开，因而对自然的审美经验中就蕴含着人的生存的真理性问题。

　　除了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去追问自然何为以及自然美的真理性问题之外，我们还需要考察当代自然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然美开始向景观、环境、生态领域蔓延，自然美从整体的美学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自然美的独立性问题呢？可以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和美学学科层面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现实层面来看，工业文明在西方的确立，给人类的进步带来了福音，但同时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对于由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生态危机，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加以反思，这构成了自然美学建构的重要现实语境。其二，从理论层面来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自然美学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并获得了扩容，形成景观美学、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三足鼎立、蔚为大观的景象。其三，从美学学科层面来看，当代自然美学的可生长性表现为在理论上向环境美学扩张，在实践上向景观美学和生态美学扩张。

　　那么，经过体系化建构的自然美学与传统的自然美学的区别何在呢？当代以环境美学为代表的自然美学体系与传统的自然美学主要存在四点区别：一是自然观不同，环境美学反对传统自然美学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强调审美主体“身在环境中”中的存在状态。二是审美价值观不同，环境美学认为自然的审美价值是自然的内在价值。三是审美方式不同，环境美学倡导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主客二元论的环境审美模式。四是对艺术审美的态度不同，环境美学明确地将自然和艺术共同视为两种主要审美范式，二者具有不同的审美特性，适用于不同的审美欣赏方法。

　　纵观美学史上自然美“可生长性”的知识谱系，不难发现自然美的知识增长是自然、自然美、自然美学各自理论演进的“合力”的结果，对自然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对自然美的真理性的揭示、自然美学对于时代生态危机的关注，这三者共同勾勒出自然美知识增长的动态的理论谱系，也决定了自然美的知识增长是一个随着时代而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