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发展与科幻文艺的后人类图景构建

2025-02-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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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十年前,克洛克就断言,我们已经生活在后人类未来的加速阶段。这种社会发展的后果是以技术创新为最终目的,最终会产生数字化未来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及至2024年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人工智能能否产生意识、是否可能拥有类人意识、人工智能技术将引领人们走向怎样的未来爆发热议,这也导致20世纪90年代晚期与21世纪初后人类概念和话题的进一步聚焦。科幻文艺作为一种想象与建构未来的文学艺术形式,昭示出现实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的前景,甚至以此预示现实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可能困境并寻找合理的解决路径。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实场域中观照科幻文艺的后人类图景,不仅是一种未来期待,更是一种批判性的现实反思,将推动人类更理性地面向技术社会与未来。
  三种新生命形态
  生物科学、神经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融合正在解码人类生命密码,也为科幻文艺创想未来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首先,创想超人类未来。人类身体不仅将获得外在义体的辅助形成赛博格身体,而且进一步实现内在基因的完善,增强增补,超越“人之境况”中不太理想的肉身限制,达成超人类梦想。超人类也由此成为生命进化史上的顶级猎食者。科幻文艺刻画了大量超人类形象,他们既可能是普通人类生命的拯救者,谱写新的英雄篇章;也可能是伤害人类的罪魁祸首,成为世界的恶魔。蒂内罗将这种状况描述为科幻的“技术天堂”与“技术地狱”之梦。
  其次,创建人工生命未来。人类对生命的解码导致大批量人工生命被创造出来,以服务于人类并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等成为新的生命形态。但同样这既可能是人类的光明未来畅想,也可能是人类的世界末日。基于人类欲望的悲观设想,核战、能源危机、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问题催生了科幻文艺中的世界末日,人工生命作为人类社会的底层劳工,最终产生出与人类的极端对立与冲突。人机战争成为其中挥之不去的主题,生命伦理、社会正义也进一步成为被讨论的核心议题。
  最后,可能的非人类生命未来。人类迈入浩瀚宇宙,实现星际穿越,外星文明涌入。人类可能因为外星人的进入、其他生物的进化而被取代。甚至因为微生物的繁荣与发展,惯有的人类世界崩塌,人类甚至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彻底消解。但这也同时为人类打开双眼看到并理解新生命形态与存在意义的可能性。
  三种生命形态昭示了科幻文艺对人类肉身进化的渴望、警惕甚至恐惧,也让人欣喜地发现人类由此开启了与其他生命关系的重新思考。
  两种新社会关系
  正如哈拉维在对科学史的梳理中发现了科学话语的性别建构,科幻文艺也找到了讲述未来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苏文的陌生化、宋明炜的巴洛克、哈拉维的奇苏鲁、拉图尔的行动者。因此,以人类为绝对中心的二元论概念被重新认识,自然—文化的二元建构走向自然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种新的社会关系。
  首先,构建弱二元关系并修订现有的人类中心世界观。这种社会关系在人类与异质性存在的相处中帮助人类看见异质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异质性是基于人类世界缺省的非人类生命,是人类被诊断的“不承认症候”,以此让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认识地球与宇宙,并理解与接纳非人类生命,从而改变人生体验,形成共生的人类/他者关系。
  其次,走向整体性关系(一元关系)并重构世界观念。这意味着重新思考类别分项本身,重新想象与我们相关的所有物种和存在,构建新的成为、存在和相关联的方式,认识到人性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而非人类超越于其他物种的独有特性。在此基础上,人类将从根本上承认与各种技术性和物质性共同进化的人造生命,人类与这些生命共生,并重构人类本性与自然界的整体性关系。人类与动物、机器、技术一起产生新的变异、混杂和杂交,形成新的生命系统。
  共生的赛博格图景
  科幻文艺刻画了众多精彩的人类与人工生命、非人类生命的故事,开拓了崭新的社会关系。本文将其描述为赛博格图景。这里的赛博格既指向身体上的人机混合,更指向与各种非人类生命(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共生共存的社会形态。因此,科幻文艺不断描摹并试图理解这些现象。这一认识始终融汇在人类与技术发展的关系中,贯穿在人类对后人类的概念与世界认知中。
  哈桑强调,人工智能从最简单的计算器到最卓越的计算机,有助于改变人类的形象、人类的概念,并成为一种新的后人类主义的代理人。这一“进化后人类”概念,指向了人类身体与意识观念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凯瑟琳·海勒梳理了三波控制论技术发展,认识到后人类意味着“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这显然是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乐观接受并将其作为技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布拉伊多蒂认为,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从而把“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即以后人类作为参照系,帮助我们思考人类的基本参考单元究竟是什么,并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这也意味着人类漫长历史中所建构的二元认识论正在日益消解,人类正在接纳技术新生命,并调整作为人类社会这条航行大船的方向,形成与万物共生的关系,而非作为万物的统治者。因此,有学者认为,后人类是人们根据对关系网络的崇敬所产生的肯定伦理,而非以商业交换伦理来对现代性的重新想象。显然,后人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形象,让我们能够激活它所召唤的新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面对这样一种未来,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心理学家斯坦诺维奇在《机器人叛乱》中对人类肉身与基因的关系、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所作的类比,让我们身处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能更好地使用理性,以文化模因建构的理性寻找生活的意义,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获得反叛的力量并实现自由。我们可以融汇自然文化的一体性,超越肉身的束缚获得自由。或许这也为后人类未来图景提供了一种启示,即在人类与技术融合的进程中,终将因为人类对意义的探寻来决定人类的前行方向与探索路径,最终走向赛博格的共生未来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赛博格叙事与21世纪科幻诗学建构研究”(22BZW17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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