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文学是“人文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围绕于此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从成果来看，迄今为止对粤港澳文学的研究多侧重于当代，且主要为作家作品批评，以“大文学”视野对粤港澳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全面而系统考察的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需“文史结合”，新史料的发掘中重新发现新问题，进而多方面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史料的发掘、运用与史观问题

　　重启文史对话，需“返回历史现场”，然而，如何返回历史现场，如何超越叙述主体的局限，如何真正实现所谓“永远历史化”，这些问题颇值得探讨。粤港澳地区历经兵火与动乱，许多重要的史料业已散失和销毁，现存于各图书馆的完整史料并不多见。对此，岭南作家李育中曾用“白头宫女话天宝”来形容文献缺失造成的岭南文学史书写之难。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史料意识的不断增强，相关研究终于有所突破：首先是香港文学史料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卢玮銮等建立了“香港文学数据库”，陈国球主编的12卷《香港文学大系》为香港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文学史家黄万华的《百年香港文学史》（2017）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稀方的《报刊香港》（2019）对香港一手报刊史料的挖掘与考察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比较之下，澳门文学史研究总体上还很薄弱，陈子善通过钩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港澳新文学史料，对澳门新文学的发生情况有新发现。例如，他对1933年10月15日创刊的澳门本土文学杂志《小齿轮》创刊号的新发现填补了澳门新文学史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澳门本土学者郑炜明对40年代澳门的新文艺刊物《艺峰》和《迅雷》也进行了发掘与研究。李明刚曾结合新发掘的澳门宗教刊物，考察了40年代初澳门本土“唯一无二”的“新文艺园地”《醒心周报》，并证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澳门事实上并非如过去文学史家所认为的，没有诞生新文学，澳门新文学的发生不完全是抗战之后的植入式传播，而是一种在外源性与内源性相结合的基础上，借助于行旅传播的催化作用夹缝求生的生发过程。这些学者的努力对于弥补港澳新文学的历史图景极有价值，他们的思路与方法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但是，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一个新的问题亦开始浮现：即由于叙述者史观的局限造成对史料的压抑、遮蔽和扭曲的现象在有些地方史的书写中还客观存在。以“五四”在香港为例，通过对“五四”时期香港进步学生组织“策群义学”及其学生刊物《香港策群》的考察发现： 20世纪20年代初期，香港本土文化精英对于内地尤其是近邻广州的新文化运动曾有过积极响应，虽不过昙花一现，之后鲜有人提及，但史料会说话，新史料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对于早期历史图景有补缺之功。

　　新史料带来的新思路

　　新史料的发掘无论对于粤港澳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还是地方史的叙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有望重新厘定粤港澳新文学的起点问题。关于“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界定，以往学界的共识基本是在1927年之后，从香港新文学作家阵容的真正形成和新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以往学界的论断皆有合理之处，然而仅仅凭借部分作家的回忆就定调的做法是否可取？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这一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香港新文学的起点时间可提前至1922年或更早一些。因为，从1922年1月创办于香港的《香港策群》来看，其特点首先在于“新”，凸显了本土文坛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文学、新教育主题。它不同于1924年《小说星期刊》的文白交杂，也不同于《伴侣》的通俗娱乐取向，其实为内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新青年》《新潮》的“苗裔”。此类刊物虽多只见其创刊号，但与同时期本土刊物相比，其强烈的启蒙性与先锋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和代表性。

　　二是有望重新认识粤港澳文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粤港澳文学作为一种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区域文学，其系统之内有天然的语言和文化同一性，但由于粤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因而其系统内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既是粤港澳文化区别于内地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质所在，也是粤港澳文学独特的张力所在。

　　三是有助于重新发现粤港文化的关系。从香港文化精英的著述和回忆录中不难发现，当论及香港新文学的源头与发展时，本土作家和学者多归功于海派文学的影响，对于一衣带水的广州，只有在涉及市井文化和粤语文学时才会有所勾连。然而，从新发掘的早期史料来看，“五四”前后，粤港知识界尤其是进步文艺青年，事实上有着尤为密切的交往和互动，粤港进步青年的交流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新文化、新教育和新文学的发生与流播都产生过积极影响。香港“策群义学”的兴起，以及《香港策群》刊物的出现及其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和对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在思想源流上，皆与广州的政治文化影响和辐射作用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学界所努力建构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是植根于传统，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重要理论。

　　四是对于地方史叙述的启示。粤港澳文学研究，以往在史料证据方面较多借助本土文史资料以及口述资料和回忆录，由此带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问题日益显现。由于亲历者或同时代人的回忆，既可能存在受个人情感态度的影响对记忆的重塑，也可能存在由于年代已久造成的记忆偏差，这些主观和客观存在的问题，使得回忆录和口述史料出现了诸多的前后矛盾之处，很难做到立场上的客观公正，因而也很难实现以史鉴今的目的。通过对比以往关于“五四”在香港的叙述以及《香港策群》等相关史料所提供的历史细节，不难发现“五四”在香港的发生史和早期新文学在香港的发生问题，皆有重新思考和阐释的空间。对于“五四”在香港的叙述，不仅事关这段历史本身，更关乎历史的叙述方式，对于后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此外，早期地方史书写对于非粤籍文人的历史功绩明显关注不够，对于重要争议人物的评价多借助个别当事人的回忆，而忽略了特定历史语境及时代本身的复杂性。因此，新发掘的史料能够加深我们对历史情景的理解与对历史人物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

　　粤港澳文学研究需要以新视角让新旧史料进行多重对话，其挑战不仅取决于包括史料在内的物的方面，亦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方面（洪子诚语）。在不断的探索和拓展中，方有望建构起一种前沿性、探索性和开放性的湾区文学研究新范型，并通过对历史拼图的重构，加深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与理解，最终实现以史鉴今的学术目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22&ZD2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体育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