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幻小说家和研究者斯科提亚认为：“科幻小说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实验的专业制造者。”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是一种基于“What if”（如果……那么……）基础上的思想实验，通过对现实世界规则的某种改写或重设，推演其如何影响到人性、社会乃至文明本身。作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之一，刘慈欣就基因编辑与人类增强问题创作了一系列科幻作品，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不同场景下的正负功能做了相应的思想实验。

　　自2018年“贺建奎事件”以来，人类基因编辑的技术风险引发社会各界的忧思。迄今为止，我国已颁布一系列从严规制基因编辑风险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譬如《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基因编辑“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尽管如此，有关基因编辑的技术、伦理与法律争议仍在继续。人们疑惑：假如基因编辑对于治疗人类（胚胎）的遗传性疾病在技术上安全有效，还有什么伦理上或法律上的理由禁止基因编辑吗？进而，如果治疗（遗传）严重疾病的安全有效的基因编辑是可接受的，那么安全有效的“延长寿命”或“增强智能”等基因编辑增强（enhancement）能否接受呢？对于前者，学界普遍认为在保证技术安全和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基因编辑治疗疾病在伦理上是可论证的。后者则学界争议极大。支持人类增强的思想家有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等，而反对者则包括哈贝马斯、桑德尔、福山等。

　　刘慈欣在其短篇作品《人生》（2003）中，基因编辑实验“制造”了一个能够继承母亲记忆并具有高度认知能力的胎儿，然而，被迫强加记忆的胎儿对自我和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与困扰，最终导致胎儿还没出生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外部强加的记忆增强，有可能摧毁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尊严，也就是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可能性，这或许是《人生》思想实验的启迪。在中篇作品《赡养人类》（2005）中，刘慈欣构想了在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保障和治理之下，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作为绝对宪法原则的社会后果：占有一切财富的“终产者”的出现。当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劳动生产，基因编辑能够直接增强知识品位，“终产者”就成为一种与其他人类具有本质差异，且完全不需要依赖他人的终极物种：“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赡养人类》通过构造“完美的”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技术加持后的虚拟场景，推演和揭示了私有财产保护的无限扩张后社会的颠覆巨变，论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绝对化的极端后果，反证了合理限制该假定原则的必要性。

　　刘慈欣对基因编辑的反思和批判，展现了他对人类个体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和热爱，以及人类社会维持自由和平等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刘慈欣还分别在（民族）国家竞争和人类存亡的角度，思考了基因编辑的正面潜能。中篇作品《天使时代》（1998）的基本技术设定，是来自非洲小国桑比亚的依塔博士发明了基因编辑计算机编程技术，可以对受精卵直接基因编程。融合植物基因的桑比亚孩子，可以青草和树叶为食，这一设定明确表达出基因编辑作为一种改善生活条件和提高生存能力的工具的可能性。对于资源匮乏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成为解决食物短缺和环境恶劣问题的重要手段。

　　然而，西方国家推动的联合国生物条约规定人类基因编辑的“最高禁令”，拒绝承认桑比亚基因编辑“个体”的法律人格，并以国际法和普世伦理为名，武力惩罚“违法”使用人类增强基因编辑技术的桑比亚国。美军舰长布莱尔表达了小说中的“主流”伦理思考：“对人类基因的重新编程等于把人类置于与他自己可以随意制造的机器一样的地位，这将摧毁现代文明的整个法制和伦理体系基础。”借颇具智慧的美军司令菲利克斯之口，刘慈欣表达了对上述观点的反思：首先，禁止人类“造人”的伦理源于特定的宗教文化，而桑比亚文化中并不存在类似禁忌。其次，西方世界堕胎和试管婴儿等技术发展早已突破“第一伦理”。最后，在常规军事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桑比亚利用基因编辑所创造的“飞人”成功抵抗了联军攻击，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故事的结尾，依塔博士表达了他的伦理观：“即使在所谓的文明世界，只要有需要，伦理是第二位的……飞翔，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幻，没人能抵挡它的诱惑。您将会看到，想象中的魔鬼并不存在，天使时代即将到来……”

　　在《天使时代》的扩展版本《魔鬼积木》（2008）中，刘慈欣进一步讨论基因编辑“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未来社会人类战士害怕牺牲，不愿战斗，只有经过基因编辑的战士才能承担战争责任，这就是故事中“创世工程”的由来。如同霍布斯《利维坦》的序言，工程负责人奥拉博士说创世工程就是要模仿上帝来造人，然而，由此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比如，基因编辑的残次品和失败者，如何“处理”？混合其他物种基因的“人类”，还算人类吗？故事的最后，奥拉博士找到了人类与其他物种基因的最优基因组合，也就是10%的其他物种基因。刘慈欣将奥拉博士的伦理立场命名为“物种共产主义”：“如果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可以结合，那为了地球上伟大的生命的延续，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为什么不能结合呢？……要实现所有物种平等的超大同世界。”

　　而在彷如童话故事般的短篇作品《微纪元》（2001）中，刘慈欣畅想了在地球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基因编辑携手纳米技术创造人类“微纪元”的美好结局。故事的叙述者是地球巨灾后返回地球的宇航员，也是最后一位“人类”。他发现恒星移民和移居地层深处或是流浪地球都没办法拯救遭遇灾难的人类文明，绝望之际他发现人类文明仍然以特定方式续存。这源于一个基因工程师将人类体积缩小10亿倍创造出“微人”，“微人”继承的是人类现存所有的知识和文明，但他们1000亿人口只需要地球千亿分之一的资源。在物质生活层面，微纪元的人类真正实现了按需分配式的共产主义。因此，微纪元的人类是无忧无虑的，近乎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在《天使时代》和《微纪元》等作品中，刘慈欣批判了从个人权利和主体尊严角度严格限制基因编辑的思维界限，在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明存亡的高度思考基因编辑的辩证意义。首先，通过基因编辑的科幻思想实验，刘慈欣作品展现了人权不只是一个政治性或财产性权利，还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等集体权利，甚至还包括人类作为整体文明的延续权。其次，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层面，刘慈欣作品提示我们，基因编辑有可能是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增强国民素质以及对抗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有力武器。最后，面对地球灾难和宇宙危机，刘慈欣作品暗示，人类“必然”会利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方式改造自身和应对危机。于是，有必要超越简单的“风险预防原则”，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不同场景下应用做更为深入的讨论。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