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些天真烂漫、温情脉脉的瞬间：“王能好看着不远处的那些官员，心里打怵。主席洞悉他的担忧，说，来，我们抱一下吧。王能好陷在主席宽厚的肩膀中，久久不愿离去。”“醒来后，王能好的眼角还留着一丝动情的泪水，起毛的枕巾上湿了一块……曹卫国去年查出肺癌，快要死了。他后悔不应该向主席举报他。”“小鱼在身边抽干水的泥里扑腾。他用手在泥里摁了个坑，一条条捡起小鱼，扔进坑里，双手舀进去水，自言自语道，你们没事来这里干什么？旁边就是河。”这几乎成了一种暗喻。是啊，苦力就是这些在泥里扑腾的小鱼，他可以给它们舀点水，可以放走被老三锁起来毒打的女人，可是谁来拉他一把呢？旁边就是大河，就是现代的美好生活，没事不在河里游，在泥里扑腾什么呢？“老三至死，也以为邓蓉是从后窗逃走的。邓蓉是被王能好放走的，他敲烂后窗，把椅子放在床头，伪造了邓蓉逃跑的假象。邓蓉现在身在何处，王能好真想告诉她，老三死了。”“回到家，把卖狗的八百块钱给了母亲。”看了这些你会知道，能好的那句“心里只想钱的我不要，我要的是真感情”所言不虚。

　　王能好爱喝酒，是一个“自来熟”，他去世后，那些在劳务市场的工友们意识到，“王能好把一部分欢声笑语永远地带走了”。王能好活着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说的话分量也轻，自然不会被人放在眼里”。可是他不安于此，他热切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希望找到能倾诉心事、得到安慰的对象。他期盼能有人满足他可怜的自尊，他“想找人说会话，用迫切的倾诉，来抵消内心的缺失”，获得归属感。但他没有得到安慰，没有收到精神上的关注和情感上的回馈。“他认识的人多，没有可以交心的。”杨美容让他“揩油”，看上的是他的钱，王能好没有失信，给杨美容的事业投资了十万块；唯一尊重他、让他感动的男性是周光权，周曾经在下火车前把吃食留给王能好，可最后把他骗到黑煤窑的也是周。内心深处难以抗拒的孤独、无助和渴望无处安放也无处寻觅，这加剧了他的不安。“王能好后来喜欢上喝酒，也是这个原因，喝多了，平时积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不安之外，横亘着的是能好对当下生活的厌倦。曾经他拥有一个生命的支撑物——日益增长的银行存款，这份汗水换来的经济保障是他面对生活和挑战的底气，意味着希望和兴奋，也是社会对他价值的唯一认可。然而他终究还是厌倦了。在这种情绪里，能好离开熟悉的家乡，上城打工，“不是外面多吸引人，而是眼下的生活让他失望”。

　　然而，眼下的生活只是令他失望，外面的“事业”则助推他走向死亡。从黑煤窑逃跑成功，证明了能好是个有脑子、生命力健旺的人，可他的生命热能似乎也被这次地狱般的折磨和生死逃亡的经历消耗殆尽了。“他再没去外面”，对世界残存的美好向往就这样消退。能好沉醉在酒精的世界中，半主动地以一种似乎自由的姿态在车祸中远离烦嚣，结束了属于他的50年的生命，“醉醺醺的脸上，表情放松……目空一切，什么也不在乎”。这种结局甚至有些诗意，又充溢着某种思考和深意。

　　这种死亡方式背后埋伏着能好对生命的厌倦。他得过两次大病，一次是30岁时劳累过度导致关节劳损，病了两年，一次是黑煤窑的折磨。期间勤快的能好因工受伤的次数不计其数，长时间的劳损让他身体的能量也消耗殆尽，或许他已感到身体不堪重荷。他目睹和经历了许多死亡，这些逝者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谁说人生无常？死亡是恒久的归宿，他们死得那么轻易。这些被冷静点缀于全书中的死亡事件，仿佛大时代里小人物命运的注脚，生命的苦难脆弱与死的平常共同指向社会的病灶和痛点。

　　能好最终带着不安与厌倦，决绝地离开了我们。作者像一个摄魂者，一把攫住了时代的病痛。有权的，癌症；有钱的，车祸；大商人，一样经历着“糟糕与无奈的情绪”。小说通过王能好的视角，借助于他的自我吹嘘以及与乡村互动的途径，剖析了他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通过描绘他亲历的生死离别、人间疾苦、乡土缩影等情节，表现出真实的乡土生活景象。王能好的人生历程符合一个普通人的经验，能好的生存窘境和精神困境，也是万千读者的生存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唯二的祝福送给了两位女性：王能好三弟王能进的离婚妻子、王庆的母亲陈玉香，找到了一位可以交心、踏实过日子的丈夫，有了儿子；另一个是劳务市场的小段，段秀英，带着与深爱之人的私生子与工人老郭重组家庭。在作者笔下，一个女人能有一个说得上话的男人，生活不愁，心就安了，有了爱人和孩子，则来不及厌倦，“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这幸福的模样，至简亦至难。

　　小说中的时间也很有特点，被压缩在王能好从上海打工返乡和出发去北京打工之间的7天内，围绕老三的死亡与下葬，跨越几十年的历史长河，穿越七位主要人物的命运坎坷，这种手法使小说荡开了充裕的空间，来展开不同的场景和情节。葬礼把所有与死者有关的人们聚集起来，而王能好则在所有的故事里游荡和路过，他虽然不是主角，却总是在故事的某个节点升华，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王能好恰如一块让村落中人物关系现形的石块，本身其貌不扬，却可以让人更好地窥见每个人物的特点和命运，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与人物形态的关联。这种穿针引线、令生活轮廓浮现的功能，让能好在小说家这里获得了尊贵的身份。文学完成了对生活的重命名。

　　这是一次精彩的重命名，除了“搞对象”那点事，农村还有多少好故事。作者像一位兴致盎然、不知疲倦的发现者和打捞者，上至村支书贿选贪污和大工厂主的发迹奋斗，下至农村妇女的灶边悲叹与飞扬的鸡毛蒜皮，他都一一搜集起来，装进精致的小盒，井井有条地码放整齐，搭成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这一定是件快乐的事，想必作者已经用文学克服了不安与厌倦的时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