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在诗歌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诗人张枣不仅将《野草》视为能够体现鲁迅“元诗”观念的起源性作品，而且直接将其视为“新诗之父”，取代了胡适的位置。张枣的看法或有偏颇之处，但却凸显了鲁迅对于新诗的意义，以及其作为诗人的无可替代的位置。实际上，鲁迅不仅自觉地经营“白话诗”，尤其是“散文诗”，还借《野草》等创作表达了他独特的诗学体验、诗歌观念及诗歌精神。鲁迅说过，“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面了”。从内容上讲，在诗与哲学之间的《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并发展了可以作为鲁迅诗学原点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1907年写作的《摩罗诗力说》既是其诗学原点，同时也被视为其精神原点。鲁迅晚年在回答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虽然对新诗给出了消极评价，“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做了诗人”，但他之所以这样说，或许出于对理想诗歌精神不能充分实现于新诗之中的失望。正如张桃洲所说：“鲁迅作为一位新文化（文学）运动的无可替代的中坚，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和小说、杂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气质’很浓的诗人；他的小说、杂文随处闪现着沉郁的诗意，他本人的新诗创作更是具有开拓者的气魄；鲁迅无时不在关注着新诗的成长，他关于新诗的零星论述，显示了独到的历史眼光，这亦是无可替代的。”（《鲁迅与中国新诗的境遇》）在《摩罗诗力说》这一诗学原点之外，必须注意到，由于鲁迅作品在文体上的暧昧性、杂糅性，甚至“变异性”，使诗意和诗性也渗透到了其全部文体之中。

　　　摩罗诗力：鲁迅的原点 

　　《摩罗诗力说》在鲁迅留日时期的写作中占有特殊位置，标志着他从“思想救国”转向“文学救国”的尝试。写作于同一时期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是相对宽泛的思想文化探讨，受到严复、章太炎和梁启超的影响，是青年鲁迅对晚清启蒙语境的思想突围，而《摩罗诗力说》则开始强调以文学为药来救治国民精神。在“范式转型”的意义上，《摩罗诗力说》之于鲁迅，一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于梁启超，鲁迅也许是受到梁启超的启发，开始从政治和思想学术转向文学的尝试。但鲁迅之所以选择诗这一体裁作为突破口，更多因为诗位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而“摩罗诗力”最能颠覆“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古典诗教传统。

　　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对诗歌和诗人有一个定义：“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而《毛诗正义》则说：“《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两相对比，就可以见出鲁迅的用意。古典诗教是要平衡人的心志，“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鲁迅式的现代诗教却是要激发人的心志，“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故而鲁迅别求心声于异邦，试图以摩罗诗派来改造中国诗歌，意在建构一种异质性的现代诗教。

　　“摩罗诗力”的内涵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可谓鲁迅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一种独特解读，借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何为诗？诗人何为？而“摩罗诗人”作为一种诗人的理想型，寄予了鲁迅对“立人”问题的思考。这一点和《文化偏至论》的主旨是一致的：“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则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对于鲁迅来说，“摩罗诗人”这一诗人原型也应该是“人”的原型。回到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鲁迅的这些思考处在从启蒙运动向浪漫主义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之中。由《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文字来看，他十分看重启蒙运动的成果。在《摩罗诗力说》中，同时必须应对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思想和话语张力，因而其立论最终表现出一种寓启蒙于浪漫、以浪漫济启蒙的思想特点。

　　可以说，“摩罗诗力”构成了鲁迅精神与文学的一个原点，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这种思想和话语张力。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在《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中，同样强调“恶魔派诗人”对鲁迅一生的本质性影响。客观而论，鲁迅显然更多强调的是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反抗精神。他的“摩罗诗力”概念，大约相当于后来高尔基在对浪漫主义进行划分时，提出的“积极浪漫主义”概念，两个概念之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亲缘性。

　　《野草》及其他：诗人的诞生 

　　鲁迅在1925年1月写下的《诗歌之敌》中谈到“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可以让人想起《摩罗诗力说》。此外，鲁迅的不少文章也零星涉及诗歌论争。例如，1924年末，鲁迅与徐志摩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他在《“音乐”？》一文中反驳徐志摩说：“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哪里！？”与徐志摩等新月派对诗歌音乐性和形式的追求相比，鲁迅更为关注一种根植于“心声”和“内曜”（《破恶声论》）的诗性内容与诗性意识形态（poetic ideology）。此外，鲁迅在同一时期写下的系列散文诗，同样是对其诗歌观念的严肃实践，结集成《野草》出版更见其郑重。

　　鲁迅之前也写过分行的自由诗，但其诗人身份和形象却主要奠基于《野草》。由于散文诗这一体裁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野草》的研究多结合鲁迅的思想展开，而对其在新诗史上的意义重视不够。但新世纪以来，对于《野草》的研究终于从“鲁研界”扩展到了诗歌界。例如，诗人、学者张枣曾着力阐发《野草》中“消极主体性”的异质性，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中，更将鲁迅视为中国新诗“美学现代性”的开创者。其实，《野草》中的“消极主体性”（negative subjectivity）正可被理解为“摩罗诗力”的顿挫、发展和变形。《野草》中主体的深度，不仅仅是由美学幻觉构成的“消极主体性”深渊，同时也源自鲁迅“金刚怒目”式的反抗精神，以及遭遇“无物之阵”之后“噬心”“自心交争”的精神困局。

　　此外，《野草》还体现了鲁迅文体的杂糅性和风格多样性，像《这样的战士》《狗的驳诘》《立论》等文字其实更接近杂文，带有一定的“杂文性”。张旭东将1925—1927年视为鲁迅获得“杂文自觉”的时期，写作于这一时期的《朝花夕拾》具有浓烈的诗性，自不待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杂文性”到“诗性”之间的光谱变化，最终形成了鲁迅的杂文、散文、小说、散文诗等不同文体。在文体层面上，从诗性到杂文性之间的变化值得考察。诗性往往和“摩罗诗力”以及鲁迅对“摩罗诗力”的反省有关，而杂文性则是这种诗性“蜕变”的自然结果。对于鲁迅来说，杂文仍然便于承担思想的任务，而其文字上的极致表现即为诗——一种散文形式的诗（散文诗）。如果不亵渎正典的话，从鲁迅作品中编选出更多的“散文诗”是容易的，如鲁迅《野草》之前的《自言自语》，与《野草》同时期的《长城》《战士和苍蝇》等，《野草》之后的《看司徒乔君的话》。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野草》都是中国新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本。它塑造了鲁迅的诗人身份，为中国新诗带来了卓绝的精神启示，而作为散文诗，其艺术高度也难以被超越。《野草》不仅展示了新诗的精神哲学与精神深度，同时还展示了其艺术哲学和语言哲学。《野草》中所呈现出的鲁迅的“诗”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有必要以《摩罗诗力说》和《野草》为出发点，扩及鲁迅的全部文本，从中分析其作品的诗性因素，以及这种诗性因素在鲁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所扮演的作用。因此，还原和凸显鲁迅的诗人身份，呈现出一个诗人鲁迅的形象，可谓21世纪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