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通变”是贯穿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思想之一。《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刘勰这一主张将尊重“有常之体”与善用“变文之数”结合，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放眼当下，树立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时代任务之一，而如何努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便成为完成这一任务所应有的题中之义。因此，就其当代意义而论，刘勰《文心雕龙》所论“通变”无论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化创新，均有颇多可资借鉴、可供启示之处。

　　首先，《文心雕龙》所论“通变”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文学创作或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结合。《文心雕龙·通变》曰：“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刘勰此处以文学创作为例，认为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必须以尊重各类文体基本的体制规范及其内在规律为基础，以文辞气力（即气骨、风骨）的推陈出新、随时变化为依托，方能创作出文质兼备、奇正结合的文学作品。因此，此处所谓“通”，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继承”或“传承前代”之意，而是意在强调对于体制规范、内在规律的尊重和顺应；而所谓的“变”亦不能简单等同于“自出机杼”或“竞新出奇”，而是意在凸显以“通”为本，在遵守规范、顺应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求变，做到“变而不失其常”。要之，《文心雕龙》所论“通变”体现了对“立本”与“趋时”的兼顾——若作文而不知“立本”，则极易如齐梁宫体般流弊丛生，趋于讹滥；若作文而不知趋时，则极易僵化守旧、陈陈相因，同样不利于整个文坛的健康发展。故纪晓岚评《文心雕龙·通变》曰：“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将“守正”简单地视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是要在遵循规范、研究规律的前提下披沙拣金、与时俱进，真正守护和传承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能够培根铸魂，充分展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努力避免文化创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文心雕龙》所论“通变”亦启示我们一定要充分关注文学创作或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师法对象的选择问题。纵观《文心雕龙·通变》全篇，刘勰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既批判了时人选择师法对象时“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的不良倾向，同时亦提出了“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解决方案。詹福瑞表示，刘勰此论意在提示后学者“要精读前人的典范著作，不可忽略古人的写作经验”；周兴陆认为，若联系《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的相关文字来看，此处所谓“汉篇”是指多种文体的“常”，即文体规范，这些规范形成于汉代，并出现了诸多典范的篇章。特别是对于后学者而言，如何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过程中善择师法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可知，无论是“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屈原《离骚》、仿《春秋》而作《史记》的司马迁还是“颇学阴何苦用心”的李白、“恐与齐梁作后尘”的杜甫，无不展现出善择师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今天的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文化创新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拓展视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为己所用，避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同时又必须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审慎认真的态度选择自己创作、创新之路上的师法对象，避免死搬硬套、胶柱鼓瑟，走入崇古抑今或竞今疏古的歧途。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遵循规范、顺应规律的前提下“适时而变”还是在向前人学习时善择师法，都离不开创作主体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明代批评家叶绍泰评《文心雕龙·通变》云：“文体代变，皆由开国之初，其天子大臣，一时好尚，而后世遂以为风然，亦气运使然，不得不变者。至若豪杰之士，则能主张世运，挽回风气……信乎通变惟其人，不惟其时也。”叶氏此论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亦揭示了作家能否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是决定文章写作能否做到“随时通变”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亦颇有可资借鉴之处——今天的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文化创新时，一定要以根植博大精神的中华文明为基础，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处理好“望今”与“参古”的辩证关系，在充实、拓展中华优秀文化内涵的同时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讲话》所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与《文心雕龙》“随时通变”的思想多有契合之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秀范例。探寻“随时通变”的当代意义，正是为了将其真正应用到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的实践中来，在“会通”与“适变”的过程中创造出能够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精品，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作出更大的贡献。